汕头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第98号
《汕头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业经2007年11月22日汕头市人民政府第十二届第1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汕头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市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的监督，提高行政效能，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促进依法行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行政首长的问责适用本规定。
前款所称的工作部门包括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派出机构和其他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以下统称市政府部门）；所称的行政首长，是指市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副职）。
第三条 对行政首长的问责遵循权责统一、有错必究，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政府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其行政首长予以问责：
（一）执行上级机关的决策和部署不力的：
1、不贯彻落实或者不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2、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市人民政府确定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
3、不正确执行上级机关依法作出的决策和部署，给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国家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者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
（二）违反规定进行决策，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
1、超越权限擅自决策；
2、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议事规则进行决策；
3、重大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组织咨询论证或者可行性论证；
4、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
5、应当公开的决策信息未按规定公开；
6、制定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政策规定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或者命令；
7、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或者行政强制措施；
8、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
（三）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
1、瞒报、谎报、迟报突发公共事件等重要信息；
2、发生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时，未按照有关规定、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妥善、有效处理和组织有关救援工作；
3、未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制定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者发现重大公共安全隐患和生产安全隐患后不依法采取措施，导致发生重特大责任事故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4、违法或者不当采取行政措施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
5、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重大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
6、行政不作为或者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事业性收费、行政强制措施，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不良社会影响；
7、非法干预市场经济活动，或者对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监管不力或者纵容、包庇；
8、截留、滞留、挤占或者挪用财政专项资金和政府代管资金；
9、违反规定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者国有资产流失；
10、因疏于管理、处置不当致使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四）不认真履行内部管理职责的：
1、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
2、违反干部选拔任用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3、用人严重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
4、对本单位的违法违纪行为隐瞒不报，或者包庇、袒护、纵容；
5、指使、授意本单位工作人员弄虚作假；
6、指使、授意、纵容本单位工作人员阻挠、干预、对抗监督检查或者案件查处，或者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
（五）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问责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行政首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对其问责：
（一）在公众场合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
（二）泄漏国家秘密或者所掌握的工作秘密；
（三）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或者亲属牟取利益；
（四）对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知情不管，或者包庇、纵容；
（五）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问责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限期整改；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赔礼道歉；
（五）取消当年评先进和优秀的资格；
（六）通报批评；
（七）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辞职；
（八）建议免职。
前款所列的问责方式，可以单处或者并处。
采用本条第一款第（七）项、第（八）项规定的问责方式的，依照有关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办理。
第七条 市长发现市政府部门或者其行政首长涉嫌有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规定情形的，可以决定由市监察机关启动调查程序。
市长在决定启动调查程序前，可以责成或者委托副市长责成行政首长当面汇报情况。
第八条 市长决定启动调查程序的，市监察机关应当自市长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核实。
第九条 调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被调查人员以及与调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是被调查人员的近亲属；
（二）办理的调查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
（三）与办理的调查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调查事项公正处理。
市监察机关领导人员的回避由市长决定，其他调查人员的回避由市监察机关领导人员决定。
市长发现调查人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可以直接决定该人员回避。
第十条 行政首长在被调查期间应当积极配合，提供真实情况，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调查。
行政首长在被调查期间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第十一条 市监察机关应当在调查核实结束后，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被调查的行政首长，并询问其对调查结果有无异议。
第十二条 市监察机关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市长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具体事实、基本结论、是否应当问责以及适用的问责方式等内容。
案情特别复杂的，报经市长同意，完成调查工作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个月。
第十三条 市长根据调查报告决定不问责的，市监察机关应当将调查结论和市长的决定书面告知被调查的行政首长。
第十四条 市长根据调查报告认为需要问责的，由市监察机关将调查报告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调查报告时，被调查的行政首长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第十五条 市长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的讨论情况作出问责决定，并由市监察机关负责实施。
第十六条 行政首长被问责前引咎辞职的，不再依照本规定予以问责。
第十七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核；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５个工作日。
第十八条 市长可以根据复核申请的内容责成市监察机关在７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核报告，也可以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2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
复核、复查期间，原问责决定可以中止执行。
第十九条 市长根据复核报告或者复查报告，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问责方式恰当的，决定维持；
（二）原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适用问责方式不当的，决定变更问责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决定撤销问责决定。
第二十条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违反政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党纪的，依法给予党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市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市政府部门的其他工作人员有过错的，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二条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依照本规定需要发出通知和决定等文书的，由市监察机关负责拟制和送达。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对区县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实施问责的，依照本规定执行。
区县人民政府对其所属工作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的行政首长实施问责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虽然针对公益诉讼的质疑声不绝于耳，但作为一种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受到“追捧”的新的诉讼模式，其伴随的问题相比于其存在的合理性，显然是瑕不掩瑜。同时，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需要通过公益诉讼制度化建设来解决，最终致力于公益诉讼制度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在所有制度设想和建设中，限制原告处分权、合理配置举证责任、尝试“示范诉讼”等机制无疑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应作为确保公益诉讼目标最大限度实现而必须认真对待的三个特殊诉讼机制。
一、限制原告处分权。近现代民事诉讼当事人理论认为，诉讼当事人是一个程序概念，用“形式当事人”去界定诉讼当事人，从而将当事人适格的判断与实体关系分离，非特定实体关系的非直接利害关系人为了公共利益而提起公益诉讼成为可能。在原告资格扩张和当事人资格扩大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公益诉讼承载的保护公共利益的核心价值最大化实现，是不能回避的一个实质问题。而在所有的解决方案中，最基础也是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合理限制原告的处分权。可以说，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本身就伴随着如何合理限制原告的权利，其中对原告处分权的限制首当其冲。不难看出，公益诉讼原告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仅仅是程序适格的当事人而并不是实体权利的主体，法院应当限制其实体处分权。我国公益诉讼立法也应当适当限制原告处分权，以保证公益诉讼目标最大限度实现。基本思路是:原告如果撤诉，要受到法律严格的限制。除非已提起的公益诉讼证据不足，法院允许撤诉外，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行为明显侵害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不允许撤诉;同时，原被告双方和解也应受到相应的制约。譬如，鉴于公益诉讼整体上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被告只有在对其违法行为承担了能够有效化解因侵害公共利益而带来的相关损害或负面影响后，才允许原被告双方和解。
二、合理配置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通过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有利于自己的事实，避免因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而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应当思考如何合理配置举证责任，从而使公益诉讼目标最大限度实现。主要原因是，公益诉讼证据大都有这样的特点，即证据的技术性和专业性相对较强，而且一般为被告所掌握，原告举证比较困难。因此，在公益诉讼中对于一部分法律要件建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它既有利于弥补原告在相关知识、技术等方面举证不能的缺陷，也有利于激发原告提起维护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整体设想是:原告只需证明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可能遭受侵害的事实即可，而对于提供相关证据的责任，则由被告承担。例如，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可提供环境遭受侵害的证据以及被告有污染行为的证据，但无法提供被告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原告之所以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是因为原告客观上难以进入被告企业掌握相关具体情况，也就是说原告客观上根本不具有就因果关系举证的条件。恰恰相反，基于常识，我们也能够理解被告深知自己的行为及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同时，被告主观上也不想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法律不妨变通规定，被告就其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样合理配置举证责任，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三、尝试“示范诉讼”。研究公益诉讼，就必须关注一个重要问题，即某个原告起诉后所形成的判决效力的张力问题。所谓示范诉讼，是指法院从存在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且事实与证据相同、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也相同的数量众多的同类案件中选出一个典型案件作为示范案件，对该案件首先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其他案件当事人均受该裁判约束的诉讼形式。示范诉讼又称典型诉讼、实验诉讼或实验案件，英美法系和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名异而实同。在美国，示范诉讼是集体诉讼的一种替代方式，因为法院在确认集体诉讼时要评价为了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时集体诉讼比其他方式更优越，示范诉讼就是与集体诉讼做对比的几个替代方式之一。近年来，大陆法系一些国家也逐渐强化了诉讼的“群体性”功能，试探性地引入了示范诉讼模式作为其实现群体诉讼功能的稳妥方案。实际上，示范诉讼的出现正是现代诉讼机能扩张的客观要求。诉讼机能是指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的职权范围和行动方式以及法院裁判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诉讼机能本质上意味着人们和社会“对法官行为和应当行为的期望、价值和态度”。我国公益诉讼立法与制度构建应当紧跟世界趋势，积极尝试示范诉讼，最大限度实现公益诉讼目标。基本设想是:法院应当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全面审视公益诉讼特有的社会法价值，以社会法为指引，以司法能动为要求，实施司法改革，尝试示范诉讼。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