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消防监督管理办法
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令
（第１９号）
《福建省消防监督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陈明义
一九九四年七月四日
福建省消防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消防监督管理，保障公共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规定，接受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监督。
本省境内的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国有森林、矿井地下部分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部门实施监督，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应予协助。
第三条 消防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各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实施监督。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实行消防责任制，确定一名行政领导为消防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工作。实行经济承包（租赁）的企业必须将消防工作作为承包（租赁）合同的必要条款；外商投资企业必须将消防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内容。
城建、规划、工商、劳动、保险等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积极配合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做好消防工作。
第四条 居（村）民委员会应制定防火制度，定期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隐患，落实防火措施。
第五条 预防火灾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公民应负责所在岗位和住宅的消防安全，发现违反消防管理的行为应进行劝阻、制止或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六条 公安消防业务经费应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增加消防经费，保证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技术装备与预防和扑救各种火灾相适应。
第七条 火灾危险性大、公安消防队（站）责任区保护范围外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乡镇企业集中、集市贸易发达、易燃建筑密集的乡（镇）或工矿区，应根据需要分别由企事业单位或县、乡（镇）政府负责设立专职消防队（班）。
专职消防队（班）可由一个单位设立，也可以由几个单位联合设立。
专职消防队（班）的设立或撤销，须经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同意，并报省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批准。
第八条 经济较发达的乡、村，以及生产、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火灾危险性较大的乡镇企业，应建立义务消防组织，配备专职或兼职防火员，负责本乡、村、企业的日常消防管理工作。
第九条 专职、义务消防队所需经费，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由所在单位自行解决或由受益单位分担。
第十条 城乡消防安全布局和消防站、消防给水、消防车通道、消防通讯等公共消防设施，应纳入城乡建设规划与其他市政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
第十一条 城市消防规划由公安消防监督机构会同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共同编制；与消防安全有关的城市规划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应有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参加。
第十二条 建筑工程的建设、设计和施工，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技术规范。
建设、设计单位应当严格履行消防职责，按照国家有关建筑设计防火技术规范进行设计和建设。
新建、改建、扩建（含内装修）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按有关规定报送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进行建筑设计防火审核。
建设、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定的图纸施工，不得擅自更改。
工程竣工后，须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改变建筑使用性质应报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查备案。
第十三条 建筑工程设计防火审核实行分级管理，省公安消防监督机构负责指导基层单位开展建筑设计防火审核工作，并负责国家、省重点建设项目以及省政府或省直主管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防火审核及其竣工验收。
地（市）、县（区）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分别负责同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项目建筑设计防火审核及其竣工验收。
第十四条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应加强对自动消防系统工程、内装修工程施工企业的消防监督，并对施工企业进行消防专业技术培训、考核。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或境外引进建设项目，其建筑防火设计必须符合我国有关消防技术规范；国内尚无规范，需依据国外、境外的消防技术规范进行工程设计的，须经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同意。
第十六条 生产、维修消防产品必须取得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核发的许可证。
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应依法对生产、维修消防产品企业的质保体系和产品质量进行审查监督。
第十七条 生产、维修、销售消防产品必须符合产品质量标准。
生产消防新产品，国家、行业尚无标准的，其产品技术标准须由省公安消防监督机构会同技术监督部门联合审定。
第十八条 外地消防产品进入本省市场，须经省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登记审查，方可在本省境内销售。
第十九条 生产、储存、经营和运输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填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消防安全审核申报表》或《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准运审核申报表》，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合格后，分别填发《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消防安全审核意见书》、《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消防安全许可证》或《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准运证》。
运输、储存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驾驶员、押运员、保管员等须持有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批准填发的作业证。
从事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作业人员以及电工、焊接等有关重点工种人员，须经行业或单位主管部门消防培训合格方能上岗。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销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需要销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应将销毁品的种类、品名、数量、销毁方法及地点，报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批准。
第二十一条 禁止任何人携带易燃易爆化学物品进入车站、码头、机场等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第二十二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根据消防需要，依照有关规定配置相应种类、数量的消防器材、设备，并负责保养、维护和管理。
多家合用厂房、库房、商场、写字楼等场所，应由产权人和使用人共同建立消防安全管理机构，负责协调和做好消防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对在消防工作中有突出贡献或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四条 违反消防安全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个人处２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一）进入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生产、储存场所的人员和车辆，未采取安全措施的；
（二）携带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乘坐车、船、飞机或进入公共场所的；
（三）安装、使用电气线路、设备、设施，以及燃气、燃油设备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经通知不予整改的；
（四）消防重点工种人员和从事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作业人员未经消防培训合格而上岗操作的；
（五）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出厂未标明技术参数和防火注意事项的；
（六）堵塞、封闭公共建筑（场所）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
（七）谎报、隐瞒、故意延误或阻挠报告火灾的；
（八）擅自清理或伪造火灾现场、隐匿灾情的；
（九）值班人员擅离职守，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消防安全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个人处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批准，擅自改变建筑物使用性质，危及消防安全的；
（二）城乡规划、建筑工程或内装修工程的防火设计违反有关消防技术规范，留下火险隐患的；
（三）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生产、经营、储存、运输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
（四）研制、采用易燃易爆新产品或具有火灾危险性大的新设备、新工艺，无预防火灾具体办法的；
（五）易燃易爆危险场所未按规定采取防火、防爆措施的；
（六）未经消防监督机构批准，擅自销毁或处理废弃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危及安全的；
（七）不按规范安装消防设施或配置消防器材的；
（八）违反仓储消防规定储存物资的；
（九）违反古建筑用电、用火管理规定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消防安全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个人处５００元以上２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消防专业技术培训、考核合格，承接内装修工程或自动消防系统工程施工的；
（二）建筑工程防火设计未经消防监督机构审核而交付施工的；
（三）擅自更改工程防火设计或工程未经消防验收而投入使用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消防安全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产停业整改、没收产品和非法所得，可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上罚款，但超过１００００元的，应报省公安消防监督机构批准：
（一）未取得许可证从事生产、维修消防产品的；
（二）生产、销售伪劣消防产品的；
（三）维修消防产品不合格，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消防安全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产停业整改：
（一）生产、储存、销售场所的可燃气体、蒸汽、粉尘浓度接近爆炸下限的；
（二）在易燃易爆场所未采取安全措施检修设备，危及消防安全的；
（三）不按规定安装防火防爆设施，可能发生火灾的；
（四）违反消防监督和消防安全规定，造成重大火灾隐患，经通知仍不予整改的。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经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处罚后，当事人仍不予改正的，公安机关可以采取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第三十条 对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适用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没有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消防监督机构依照本办法予以处罚。
对违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个人，除按本办法给予处罚外，还可以建议有关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或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二条 各级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和消防监督人员应加强自我约束，秉公执法，忠于职守。对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者，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遏制刑讯逼供的程序构想——以侦查权的控制为视角
熊利民
刑讯逼供虽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笔者认为，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侦查权的滥用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缺失，无法与国家权力实现必要的抗衡，刑讯的发生不可避免。二是审前程序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必然发生侦查权滥用的情况。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由于缺少中立的司法机构的介入，难于及时有效地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三是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设计粗略，导致侦查讯问的随意性及刑讯的多发性。四是缺少相应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在实践中仍被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这种司法结果必然会加剧刑讯逼供的蔓延。可见，遏制刑讯逼供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法律制度难以奏效。但笔者相信循着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以程序规范权力及以结果规制过程的思路，对侦查权进行良性、有效的控制，建构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机制，定会将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权利制约：被追诉方防御力量的强化
（一）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针对封建的有罪推定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它的基本涵义为：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证实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虽然吸收了该原则的精神，但这一保守的规定同时也印证了我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的理念仍不能为多数司法工作者所接受，这也正是在侦查阶段刑讯逼供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无罪推定原则是建立在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基础上的，对于遏制刑讯逼供意义重大：1、从根本上保障了被追诉者的人权。作为一种理念，无罪推定原则应当深置于司法工作人员的心中，时刻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2、明确了举证责任，强化了证据观念。无罪推定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可以被推翻，但应由控方负举证责任。要想推翻无罪的假定，控方必须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而不是逼取嫌疑人的供述。3、强调了法定程序的重要性，即通过法定程序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如在刑事诉讼中应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辩护权，并保证其享有依法公开审判的权利。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内容。我国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这一特权实际上涵盖了三项权利：一是反对强迫供述的权利；二是沉默权及其被告知的权利；三是自愿供述的权利。三者有机组成了该项特权。
确立该特权的依据主要在于：1、哲学根据。人之所以为人是基于人的意志自由，正是意志自由使得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既使涉嫌犯罪，人的意志自由也不得随意被干涉。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他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供述以及供述的内容，有权反对来自诉讼中任何一方的任何形式的强迫。2、道德根据。即人没有违背自己的义务，即“让一个人充当自己的掘墓人是错误的”。 3、法律根据。我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既包括言论内容的自由，也包括是否发表言论的自由。应当说，包括沉默权及自愿供述权在内的这一特权是符合宪法规定的。4、正当程序根据。该特权赋予被追诉方与追诉方相抗衡的能力，有助于维护控辩均衡，实现程序公正。
（三）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时的在场权
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有无在场权，两大法系的规定差异较大。英美法系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并给予较充分的程序保障。大陆法系出于查明案情的考虑，一些国家没有赋予律师在场权，如德国、法国、日本等。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但对于“在场权”这一最为关键的权利却没有规定，这显然是顾及到目前侦查机关的办案能力和对律师介入的心理承受力。勿庸置疑，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发生的有效手段。与律师的其他权利相比较，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无可比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场权可由犯罪嫌疑人、律师主张，由侦查机关予以保障。律师对侦查人员讯问时发生的违法行为可当场提出意见，对不予改正的有权向司法机关进行控告。
二、权力制衡：侦查权的有效控制
（一）引进司法审查机制
司法审查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程序法治原则，其核心理念是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能动作用，对国家强制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不受国家强制权的违法侵害。在刑事诉讼中该原则要求，未经法院授权及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窃听等强制性侦查措施。
目前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大量出现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追其诉讼体制上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审前程序中只存在着追诉方单方权力的运用，只有追诉者与被追诉者赤裸裸的追诉关系，缺乏一个超然的、中立的司法机构对追诉方的活动进行合法性审查，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缺乏切实保障，使得侦查权的运用失去了必要的司法控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为防止侦控方权力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在我国确有必要建立审前的司法审查制度，将中立的司法机构提前引入侦查程序，以司法权控制侦查权，实现对侦查活动的异质监督。一方面，对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批准及适用应由中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打破目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采取均由警检机关垄断的局面，防止侦控权的过度膨胀。同时，应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并通过专门的听证程序增大取保候审的比例，尽量减少无必要的羁押。羁押减少了，刑讯逼供就失去了赖以发生的环境。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不公正的羁押申请事后的司法救济。如对没有证据进行逮捕的或在羁押过程中遭受刑讯逼供的，均可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一经查实即应撤销先前不正当的羁押性强制措施。
（二）确立侦查与羁押的实质分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自被拘留、逮捕后即被羁押在看守所内直至法院作出判决。尽管在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职能与羁押管理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但二者同属于公安机关领导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打击犯罪目标的一致性、共同利益的驱动性使得侦查与羁押内部制约关系名存实亡，出于收集证据、尽快攻破犯罪的需要，侦查人员通常长时间地将犯罪嫌疑人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刑讯逼供由此发生。
笔者建议将负责羁押管理的看守所从公安系统中分离出来，改由司法行政机构管辖，实现看守所的中立。这样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负责证据的收集、事实的查明，而看守所专司羁押管理，以中立、超然的立场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对侦查权发挥有效的外部制约作用。为此应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明确看守所的中立地位，将保障被羁押人员的权利明确作为看守所的一项重要职能，并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三、程序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规范化
1.明确讯问的证据条件。关于侦查讯问开始的条件，特别是证据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无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只要已经立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即为合法，讯问的随意性较大，助长了“口供中心主义”。对此，笔者认为，讯问的证据条件应当是侦查人员有合理根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有实施犯罪的重大嫌疑。如被害人或者在现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或在其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等等。这一标准低于逮捕的证据条件，是侦查讯问的最低标准。
2.完善权利告知程序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的必经程序，为确保诉讼的公正性，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履行告知义务，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需要告知的权利主要包括：（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对沉默权也应明确告知。（2）自行辩护权。（3）获得律师帮助权。（4）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权。具体告知内容应制成“权利卡片”，以求统一、高效。
3.对讯问的时间、地点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禁止夜间讯问及其例外情况；规定在押嫌疑人一次讯问的最长时间，两次讯问间隔的最短时间及对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的特殊规定；讯问应在指定的羁押场所进行，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除外。同时，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后果予以规定。
4.充分运用录音、录像记录讯问过程。运用录音、录像资料记录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 这一举措在国外（如英国）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开始运用，以防止或及时发现刑讯逼供行为。为保证录音、录像的客观性，应将侦讯人员与视听资料的制作、管理隔离开来。为此可采用固定讯问地点，自动摄录的方法；条件不具备的，可由专人摄录、专人负责保管。
四、结果规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1984年联合国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证据”。
我国刑诉法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这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笔者建议作如下规定：对于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所获取的非法证据，诸如通过刑讯、非法搜查、非法扣押及侵犯嫌疑人的辩护权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将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证据彻底排除，就会从结果回溯源头，阻断刑讯逼供这一恶流。与此相适应，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两项规定：
1.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人身检查的权利 （验伤权）。参照国外立法例，人身检查既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义务来规定，也可以作为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在发生刑讯逼供的情况下，由犯罪嫌疑人或其律师主张。这对于及时收集刑讯逼供的证据十分必要，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2.非法证据可采性问题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由被控方（侦控方）证明刑讯逼供行为不存在，如不能尽到举证责任，则认定刑讯逼供存在，非法取得的供述即被排除。这是因为：首先，被控方有举证的必要性。这是由其司法工作人员的性质决定的，严格依法取证是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当就取证的合法性发生争议时，侦控方有责任举证说明当时的情况。其次，被控方有举证的可能性。从距离证据的远近以及取证的便利程度来讲，侦控方举证要比控告方容易得多。特别是在前文提到的同步录像监控制度下，由侦控方举证要容易、快捷得多，符合公平、高效的要求。最后，从国外的立法例看，在法庭上当被告人提出供述违背其自愿性时，警察均负有说明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