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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人大常委会


三明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1991年4月17日三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第一章　　会议的举行

　　第一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般于第一季度举行。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延期，但延期不得超过两个月。
　　经有五分之一以上市人民代表书面提议，或者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可以临时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每届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本届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完成后的两个月内，由上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
　　第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始得举行。
　　第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进行下列准备工作：
　　(一)发出召开会议的公告；
　　(二)提出会议议程草案；
　　(三)提出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四)提出本次大会有关委员会名单草案；
　　(五)决定列席会议人员名单；
　　(六)进行代表资格审查；
　　(七)组织视察；
　　(八)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
　　第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会议日期和建议议程通知代表。提请会议审议的主要报告草案应提前发给代表或代表小组。
　　市人民代表大会临时会议不适应用前款规定。
　　第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代表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代表团全体会议分别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团长召集并主持代表团全体会议。副团长协助团长工作。
　　第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召开预备会议。预备会议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每届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上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主席团组成人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大会有关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会议议程草案以及会议的其他准备事项，经各代表团讨论后，提请预备会议审议决定。
　　第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主席团主持。
　　主席团决定事项，由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九条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若干人，推选主席团成员若干人分别担任大会各次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并决定下列事项：
　　(一)副秘书长的人选；
　　(二)会议日程；
　　(三)其他需要决定的事项。
　　第十条　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主任出缺或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由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召集。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对属于主席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并可以对会议日程安排作必要的调整。
　　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就议案和有关报告的重大问题听取意见；可以就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应向主席团报告。就专门性问题进行讨论时，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或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应参加会议，汇报情况，回答问题。
　　第十一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由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小组会议或大会全体会议审议。
　　各代表团会议审议情况由团长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二条　主席团可以召开大会全体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就议案和有关报告发表意见。
　　第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设立秘书处。秘书处根据需要可以分设若干组。
　　秘书处在秘书长领导下，办理主席团交付的事项和处理会议日常事务工作。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第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市人民代表应当出席。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的，必须请假。
　　第十五条　不是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其他机关、团体负责人，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列席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开举行。
　　代表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简报印发会议，并可以根据本人要求，经大会秘书处同意，将发言记录或摘要印发会议。
　　大会的主要报告和公告、决定、决议由《三明日报》公布。
　　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旁听办法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在必要的时候，经主席团决定，可以举行秘密会议。

　　　　　　　　　第二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十八条　主席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大会议程。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以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先交大会有关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
　　议案须在大会议案办法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提出，也可以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提出。
　　第十九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有关委员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部门应提供有关的资料。提案人要向会议提出关于议案的说明。
　　第二十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由代表团进行审议，也可以并交有关的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席团提出，经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审议决定，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或者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
　　第二十一条　大会有关委员会审议议案，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审议议案涉及专门性问题时，可以邀请有关方面的代表和专家列席会议，听取意见。
　　第二十二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向主席团要求撤回的，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三条　未列入大会议程的议案和代表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意见，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在大会闭会后的15天内交有关机关和组织，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办理市人民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规定》处理。

　　 　　　　第三章　　审议工作报告、审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决算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会议提出的工作报告，经全体代表审议后，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一个月前，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的内容，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汇报，进行初步审查。
　　第二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市人民政府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财政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或决算的报告，同时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草案)、预算收支表(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表(草案)印发会议，由各代表团进行审查。
　　大会有关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查意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或决算的报告进行审查，向主席团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经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主席团提出的关于计划、预算的决议草案经代表团审议后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市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市人民政府提出的财政决算报告进行审查并作出决议，报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第二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市人民政府要求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作部分变更的，应当及时报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

　　　　　　 第四章　　选举、罢免和辞职

　　第二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的人选，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的人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由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10人以上代表联合提名。
　　省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或者由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人以上联名推荐。
　　第二十九条　候选人的提名人应当向会议介绍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并对代表提出的问题作出说明。
　　第三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的规定进行。
　　第三十一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
　　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并提供有关的材料。
　　第三十二条　罢免案由主席团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或者依照本规则第六章的规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本次会议或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罢免案提交全体会议表决前，被提出罢免的人员有权在主席团会议上和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辞职的，由主席团将其辞职请求交各代表团审议后，提交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大会闭会期间提出辞职，由主任会议将其辞职请求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当选、罢免和辞职的决定须由市人民检察院报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举和罢免的具体办法，由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第五章　　询问和质询

　　第三十五条　代表团、主席团或有关委员会对议案和有关报告进行审议时,市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可以对议案和有关的报告作补充说明。
　　第三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问题和内容。
　　第三十七条　质询案由主席团决定交受质询的机关。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按照主席团的决定作口头答复或者书面答复。
　　质询案在主席团会议或有关委员会会议或代表团会议上答复的，提出质询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有关的委员会或代表团应将答复情况向主席团报告。
　　提质询案的代表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席团决定，由受质询的机关再作答复。
　　受质询机关或受询问机关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或受询问机关将口头答复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书面材料，交大会秘书处备存;以书面答复的,答复机关的负责人应当签署。主席团认为必要的，可以将书面材料印发会议。
　　第三十八条　提出质询案的内容范围和具体办法，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

　　　　　　　　第六章　　调查委员会

　　第三十九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主席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对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
　　第四十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组成，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有关专家调查工作。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一条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调查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材料。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第四十二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调查报告。市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市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授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听取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并可以做出相应的决议，报市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备案。

　　　　　　　　第七章　　发言和表决

　　第四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有权充分发表意见，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市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四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应当在会前向秘书处报名，由大会执行主席根据报名先后安排发言顺序。在大会全体会议上临时要求发言的，经大会执行主席许可，始得发言。
　　第四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在大会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15分钟， 第二次不超过5分钟。
　　主席团成员、代表团推荐的代表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言的,代表在代表团全体会议和代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每人每次一般不超过20分钟。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第四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议案前，应当就议案征询代表意见，并由执行主席决定交付表决。
　　第四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议案，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大会执行主席当场宣布。
　　第四十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其他形式。表决的方式，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专门办法的，依专门办法规定；没有具体规定的，由主席团决定。
　　第四十九条　本规则自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北魏律渊源辨

北魏(386年-----534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在中原地区建立比较强大稳定的统治，持续时间较长的封建王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大潮中，北魏统治者吸取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立法和司法经验，荟萃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北方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创建了具有多元色彩的法律体系，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的法制中独树一帜，被史家誉为"北系诸律之嚆矢"，(1)
"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2)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探索北魏律的渊源，不仅是澄清隋唐律渊源的关键所在，也涉及如何认识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所创建法律的渊源问题，学术界历来对此颇为重视。但迄今为止，各种意见仍存歧异，具有代表性的就有"汉律说"、(3)
"晋律说"(4)、"三源说"(5)等。笔者认为，以上诸说都只注意到北魏律作为普通封建法律的一般性，而没有把它置于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特定历史环境，也未能对北魏律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法律的特殊性予以重视，因而均失于偏颇。本文拟就北魏律渊源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就正于学术界同仁。
一
关于考察北魏律渊源的依据问题。

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权后，锐意求治，在立法建制上颇多建树，先后颁行了一系列重要法典，这就产生了考察北魏律渊源的依据问题。例如，有的学者主张，探讨北魏律之源应以其后期的《正始律》为依据。(6)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

如所周知，在我国封建时代，任何一个王朝的法律都不是凝滞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修律立法活动经常进行，几乎每一个新君即位，都要根据当时的需要对现行律令作一番修订。同时，皇帝还经常以敕令等形式对某些重大案件进行裁决，经过整理汇编又形成了编敕、条格、条例等法规形式。这些具有很高法律效力的灵活的法律形式，或者修改了律典的条文，或者补充了现行律令所未备。故从严格意义上讲，同一王朝的法律不存在所谓"定本"与"未定本"的区别。各个时期的"未定本"，实为当时通行的定制。即使有些王朝在公布了基本律典后很少对其修改(如宋、明、清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律典以外的其它法律形式的地位和作用也必然上升，甚至出现取代基本律典的现象。因此，考察一个封建王朝的法律，不能以其中一部律典，即使是具有代表性的律典作为唯一的依据，而应当全面考察这个王朝各个时期制定(包括修订公布)的律典和以敕、令、格、式、科、比、例等形式颁行的法律法令。否则，就可能得出有乖史实的结论。

北魏而言，从《天兴律》、《神?律》、《正平律》、《太安律》、《太和律》，以至《正始律》，都是曾经通行全国的律典。它们共同构成了北魏法律体系的主干，其中任何一部律典都不能反映北魏立法的全貌。况且，我国古代立法奉行"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7)的准则，同一王朝历代皇帝制订的律令总是一脉相承的。后代皇帝制订法律的最直接的依据和渊源，首先是他的列祖列宗颁行的法律。即使如《正始律》这样的一部比较完备的法典，也只是对此前立法建制的一次总结。它不可能是直接承袭前朝(如汉、魏、晋)法制的产物。因此，考察一个王朝法制的渊源，不能裁取其某一个时期的立法状况作为"标本"，而只能以其立法建制的整个发展过程为考察对象。事实上，北魏历代皇帝制定公布的律典之间的承袭沿革关系十分清晰：

太祖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伊始，鉴于"前代刑网峻密，乃命三公郎中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以求得"兆民欣戴"。(8)此次"定律令，申科禁"，颁行的《天兴律》，是北魏建国后，在过去拓跋政权法律的基础上进行的首次重大立法活动。

世祖太武帝继位后，"以刑禁重"，于神?四年(431年)十月"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9)
是为《神?律》。正平元年(451年)
六月，太武帝诏令："刑网太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阙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命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
(10)是为《正平律》。
高宗文成帝初，"仍遵旧式"；太安四年(458年)"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11)是为《太安律》。

高祖孝文帝太和年间，在太后冯氏和孝文帝的主持下，为配合大规模的经济、政治改革，展开了频繁而卓有成效的修律立法活动。孝文帝在北魏诸帝中以重视法制著称。他"留心刑法"，强调"法为治要"，并亲自参与立法修律。《魏书·
李冲传》称："文明太后崩后，……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太和年间的重大立法活动有三次：第一次从太和元年(477年)秋开始，"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阙衷，经御刊定"，对北魏前期的律令旧文作了全面修订。至太和五年(481年)冬完成，"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12)。第二次在太和十一年(487年)。是年春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加重惩罚不孝罪；又诏："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从法律上废止了门房之诛一类繁酷的规定；秋八月诏："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坐无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13)第三次从太和十五年(491年)开始，至十六年完成。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开始亲政，决心加大改革力度，以修订律令为切入点，加速业已开展的封建化改革进程。太和十五年五月诏大臣"议改律令"，七月又"议律令事",在修订北魏前期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律典。翌年四月正式"班新律令，大赦天下"，是为《太和律》。至此，北魏律基本定型。太和立法修律，不仅为全面推行改革措施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也是北魏法制自身迈向封建化的一次飞跃。法律制度中的奴隶制残余和游牧部族落后习俗的影响基本消除，如改革了野蛮的"门诛之法"，废除了族刑、车裂、腰斩等酷刑，使北魏法制向着文明进化了一大步。随后，在孝文帝的主持下，以太和十七年(493年)从平城迁都洛阳为开端，掀起了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高潮。在政治重心移向中原和民族大迁徙形成民族大杂居形势下，孝文帝在语言、服饰、姓氏、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制同化的改革措施，大大缩小和消除了北方胡族与中原汉族之间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差异，实现了太和改革的目标。

世宗宣武帝继位后，"意在宽政"，于正始元年(504年)冬命太师元勰、司空元雍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余人"(14)修订律令，诏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15)是为《正始律》。

由此可见，"晋律说"引为唯一依据的《正始律》，也只是北魏历代相承的刑律经过不断损益修订的产物。当然《正始律》吸收了北魏自建国以来，为适应拓跋政权封建化进程而进行法制改革的成果，是北魏诸律中比较完备的律典。但它也只能反映北魏律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水平，而不能当作北魏律的唯一合法代表。撇开《正始律》产生以前相承沿革的北魏诸律探讨其渊源，显然无从谈起。
二
关于北魏律渊源中拓跋鲜卑的民族习惯问题。
探讨北魏律渊源的所有论著，对此均未涉及。笔者以为，作为北魏政权主体的鲜卑拓跋部族的传统习惯，是北魏律的重要渊源之一。

鲜卑拓跋部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早在中原华夏族由原始部落时代向阶级社会演进时，他们的先祖就已经在我国东北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活动。后来，鲜卑拓跋部在由东而西再南迁的漫长过程中，逐步向文明时代迈进。西晋末年，拓跋部成为塞上的一支强大的部族，其首领猗卢接受晋朝廷敕封的"代王"称号，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及平城为中心建立起初步形式的国家政权。在漫长的氏族部落时代形成的拓跋鲜卑的传统民族习惯，也成为鲜卑国家的习惯法。史称："穆帝(猗卢)时，刘聪、石勒倾覆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16)
到什翼犍继代王位时，拓跋鲜卑国家进一步完善，于建国二年（339年）公布了拓跋政权最早的成文法律。其内容见于《魏书·
刑罚志》记载的有："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听与死

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由此可知，此次公布的法律是在早期拓跋政权习惯法的基础上制订的，虽然也带有模仿中原汉族政权制度的痕迹，但其主要渊源显然是拓跋鲜卑部族的传统习惯。其中准许犯死罪者献金马以赎，及民相杀者，可用马牛和送葬器物了结纠纷等规定，就是我国民族习惯法"以罚代刑"特点的反映。氏族部落时代盛行的血族复仇习惯，到氏族社会末期逐渐被以物赎罪所取代，即向被害人或其亲属给付马牛、谷物等实物以代替处罚。这在社会经济极其落后，物质财富极为贫乏的情况下，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惩罚。例如，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中，都有"赔命价"的规定。除拓跋鲜卑部族习惯法的上述规定外，建立金王朝的女真族习惯法中有"杀人偿马牛三十"(17)的法条；辽王朝早期刑法规定：契丹人与汉人相殴，致汉人死亡者，"以马牛偿之，弗诛也"。(18)此外，四川凉山彝族习惯法关于杀人罪的处罚，也根据犯罪情节和被害人的身份等级，规定了不同的赔命价的金额。(19)

北魏和代国是一脉相承的。拓跋鲜卑部族的传统习惯和包括早期拓跋政权习惯法在内的代国法律，也必然为北魏所承袭。当然，在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在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遵循优胜劣汰的客观规律，拓跋鲜卑传统的民族习惯和早期的习惯法，一部分因其野蛮和落后，或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而逐渐被淘汰；另一部分则保留了下来，有的习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汉族文化相结合演变为北魏法律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制度。因此，与后世辽、金、元法律直接渊源于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的民族习惯和中原王朝"正统"法律一样，拓跋鲜卑的民族习惯，也是北魏律的重要渊源之一。

北魏社会具有明显的早熟性，旧制度的残留有其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加之北魏前期基于"胡汉分治"的基本国策而形成的"一国多制"，使拓跋鲜卑的某些习惯法在一定范围长期通行，法律制度也明显地带有鲜卑传统习惯影响的痕迹。正如《南齐书
·
魏虏传》所载：北魏自"佛狸(世祖太武帝)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汉)俗，杂相揉乱"。如民相杀偿马牛的习惯法，曾通行于北魏前期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达半个世纪之久。由于它助长了民间私斗仇杀的风气，有碍于北魏统治者正在着手建立的法制秩序，才于太延元年(435年)明令废止："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统摄，平政理讼公卿之所司存；劝农平赋，宰民之所专急；尽力三时黔首之所克济。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之何从？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20)

在行政立法方面，北魏虽自太祖道武帝皇始元年(396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爵位)。"(21)但职官和爵位的名号都十分混乱，带有浓厚的拓跋鲜卑原始习俗的色彩。如官吏称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22)

特别是在北魏中央职官体制中，始终保留着一种具有氏族部落联盟时代贵族元老会议性质的特殊机构，即前期的"八部大夫"、"八大人官"和后期的"八座"。这些机构由特别身份的贵族组成，居于国家政权的中枢位置，拥有重大国策的议事权和决定权。这在我国古代中央政权体制中是不多见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拓跋部落联盟时代的"八部大人制"。

鲜卑拓跋部族的"八部"体制，创始于部落联盟时代的献帝(拓跋邻)时期。献帝将"王室"直接统辖以外的"国人"分成七个部分，分别由其七个兄、弟统领，形成拓跋部族的"宗室八姓(部)"，(23)诸部之长称为"大人"。(24)宗室八部是拓跋部落联盟的主干力量，也是后来拓跋国家政权发展壮大的基础。拓跋政权入主中原之初，基于巩固政权和保持拓跋贵族特权的需要，在职官体制上采取了双轨制：一方面仿行中原汉族国家的政权结构，一方面继续保留着拓跋部传统的部落组织形式。《魏书·
官氏志》载：天兴二年(398年)"置八部大夫……等官。其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