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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分级与适用税额标准规定》的通知

长政办发〔2008〕12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长沙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分级与适用税额标准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〇〇八年十月一日


长沙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分级与适用税额标准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定》（国务院第483号令）和《湖南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的规定，以及《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地税局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段等级税额标准方案的批复》（湘财税〔2008〕5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土地分级与适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规定如下：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及税额
市、县
地段等级税额标准（元/平方米）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长沙市


20
16
12
8
6
4



长沙县

10
8
6
5
4
3
2
1


望城县


8
6
5
4
3
2



宁乡县


8
6
5
4
3
2



浏阳市



10
8
6
4
2



　　二、市区各等级土地分级标准及具体范围
　　我市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市区应税土地，按其经济繁华程度、交通便利条件、市政设施建设、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土地价值的高低等因素划分为六个等级，分别适用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八级年单位税额，具体土地等级范围为：
　　以湘江为界，分河东和河西两大部分。
　　（一）河东地区
　　三级：西起湘江，东至车站中路，南起西湖路、城南西路、蔡锷南路、人民西路、人民中路，北达营盘路、迎宾路、八一路所闭合区域内。
　　四级：西起湘江，东至车站北路、车站南路，南起南湖路、芙蓉中路三段、黄土岭路、砂子塘路、曙光中路、桂花路，北达湘雅路、东风路、营盘东路所闭合区域内除三级地段外。
　　五级：西起湘江，东至万家丽路，南起南二环、新开铺路、友谊西路、友谊路、韶山南路、劳动东路，北达浏阳河、芙蓉北路、三一大道、浏阳河路、东二环、晚报大道所闭合区域内除三级、四级地段外。
　　六级：西起湘江、新开铺路，东至浏阳河、沙湾路、体院路、木莲路、万家丽路，南起南三环，北达浏阳河所闭合区域内除三级、四级、五级地段外。
　　七级：西起湘江、新开铺路，东至东二环、捞刀河、东三环，南起环保大道，北至北三环所闭合市区区域内除三级、四级、五级、六级地段外。
　　八级：市区区域内除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地段外。
　　（二）河西地区
　　五级：西起金星中路、咸嘉湖路、滨湖路、枫林一路、麓山路、麓山南路，东至湘江，南起阜埠河路，北至岳麓大道所闭合区域内。
　　六级：橘子洲、傅家洲全境；西起西二环，东至湘江，南起南二环，北至岳麓大道、金星北路、含光路所闭合区域内除五级地段外。
　　七级：西起麓松路、枫林三路、麓云路、龙王港路，东至湘江，南起靳江河，北至长常高速、麓景路、杜鹃西路、北二环所闭合市区区域内除五级、六级地段外。
　　八级：市区区域内除五级、六级、七级地段外。
　　三、各县（市）具体等级征收范围按照各地上报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的方案中所划定的内容执行。
　　四、不同土地等级之间的边界，均以临界的道路中线和河道中线为准。
　　五、纳税人应纳税土地坐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土地等级范围内，能够区分不同等级面积的，应分别按各自税额等级计算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不能区分不同等级面积的，按土地高等级税额标准计算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六、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年计算，分季缴纳。
　　七、为鼓励节约、集约用地，每块土地使用确定一个最低容积率，如未达到最低容积率，将提高一个土地等次。
　　八、本规定由长沙市地方税务局负责解释。
　　九、本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实施。


关于“酒店禁带酒水”的几点法律思考

迟行刚


《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规定：“饭店可以谢绝客人自带酒水和食品进入餐厅、酒吧、舞厅等场所享用，但应当将谢绝的告示设置于有关场所的显著位置。”制定行规的目的当然是保护本行业的利益，保障本行业市场竞争中正常有序的发展。虽然这项规定只是行规的一部分，但是其公布引起了消费者的强烈不满。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行规在保护本行业利益的同时，如何规范行业的不良行为。针对“酒店禁带酒水”这条行规，拟从从法律角度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关于告示的合法性
“酒店禁止自带酒水”这条行规，在相关的酒店多以告示的形式在酒店中明显的位置设置。经营者及其赞成者认为这是一种“要约”行为，而不是一种“对消费者有不利规定义务的自制合同。”只要消费者选择了这样做的酒店消费，就意味着接受了“要约”，否则消费者完全可以不进酒店消费。
笔者认为，酒店设置的告示，其实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无效的“格式条款”。所谓“格式条款”，就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显而易见，酒店设立的“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应是格式条款，讨论的关键在于这种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同时《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的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两条规定了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和“公平交易的权利”，这是消费者进行消费时所享有的主要权利。酒店设立“禁止自带酒水” 的告示的行为本身就是剥夺了消费者这两方面的主要权利。消费者进入酒店消费，饭菜和酒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消费项目，当其选定其中的一项进行消费进，完全有权利不选择另外一项消费，也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带酒消费。酒店以告示的形式排除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至于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被排除更显而易见，当消费者在酒店中需要消费酒水时，按酒店的规定只能从酒店购买，交易是必然的。可是这种交易并不公平。现在酒店中酒水的价格比市场上至少高出50%、1倍甚至几倍。早在1997年，为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商委、物价局、旅游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饮食、娱乐业禁止以不正当价格年利的规定》。规定要求经营餐饮业的企业饮食综合毛利率标准是：五星级宾馆饭店为70%；四星级宾馆饭店为65%；三星级宾馆饭店和特级饮食企业为60%；一、二级宾馆饭店、一级饮食企业为55%；二级饮食企业、特级旅店的餐厅为50%；其他饮食企业和特级以下旅店的餐厅为45%。经营娱乐业的企业，其经营的酒水、食品、冷饮的毛利率不得超过70%。参照这样的规定，如果酒店强行卖给消费者酒水就是一种强制交易行为，就会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酒店把这种意识以“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这种格式条款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在排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另一方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酒店设置“禁止自带酒水”这样的告示的最终目的，是要向消费者销售高价酒水，从而获得超出常规的利润。这对于消费者而言，是明显的不公平、不合理。所以这种店堂告示也当在“不得”之列。告示本身的存在，就因为其深层次的暴利诱因，处于“不合法”的范畴。
综上可见，酒店“禁止自带酒水”的规定虽然是行规的一部分，但由于其终极目的保护酒店行业在酒水销售上的暴利，事实上行规在保护本行业利益的同时，却排除了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初衷由阻止暴利演变成掩护暴利，成为地地道道的行业不良行为的保护伞，从以上分析可见，在酒水销售暴利的基础上的这种行规的告示，应是不合法的。
二、关于现实生活中几类情况的法律思考
很明显，消费者对酒店“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非常不满，但这种不满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呢？据某网站近日的一项题为“现在餐厅规定不让自带酒水，你认为合理吗？”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75.35%的网民表示“不合理”、“非常反感”，没有表态的占15.95%，表示无所谓的人占8.70%，没有一位消费者认为是合理。在刚刚公布的中国消费者协会2002年第5号消费警示中，收取开瓶费和“谢绝自带酒水”一项也赫然在列。而消费者和经营者也因“告示“问题两度对簿公堂。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消费者和经营者会因“禁止自带酒水”这则告示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我们从以下几种状况可以仔细分析一下：
第一种情况：客人自带了酒水，酒店中并无此类酒水销售，酒店坚持告示原则，要么不喝酒，要么喝店里的其他酒。这种情况目前尚无司法判例，但就消费者的普遍权利而言，喝酒是其自由，买酒也是其自由。消费者到酒店消费，自然是要选择一些饭菜类的项目，否则这种消费关系就不会存在。当消费者为了特殊的目的要消费具体品牌的酒水，而店家又无法提供这些酒水时，这其实就是另一消费项目的选择，如果经营者以告示的形式告诉消费者不能喝自己带来的酒水，就是排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如果经营者强调要喝酒只能喝店堂出售的其他品牌酒水的话，就不仅排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又排除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都是消费者的主要权利，经营者以简单的店堂告示就排除了这些权利，那么结论只有一个，这些告示是无效的。
第二种情况：客人未经允许，消费了自带酒水，酒店对客人的行为进行惩罚。这种情况已有司法判例。黑龙江省尚志市一位消费者就因此被酒店罚款200元人民币。法院最后的判决是：酒店退还消费者200元罚款，并撤下“禁止自带酒水，违者罚款”的店堂告示。
这个判例的意义在于其阐述并保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消费者在酒店消费自带酒水，经营者不得加以限制、消费者也不应该受到任何处罚。
第三类情况：客人在知晓酒店告示后，坚持要求消费自带酒水，酒店采取折中的办法——收取开瓶费。如果店里没有消费者所带的酒水，收取的开瓶费则是该类酒水市价的10%、20%甚至更高；如果店中有消费者自带的那种酒水，那么开瓶费就可能接近该酒水的市价与店家差甚至更高。经营者的理由很充分：消费者一般会使用酒店的酒具，同时也享受了酒店提供的良好的服务氛围。
一般来讲，消费者到酒店消费自带酒水而付出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毕竟这会涉及到酒店提供的酒具和相关服务，关键问题是这个费用的收取比例要合理。目前这个费用多以“开瓶费”的名义按酒水市价的百分比收取。既然是提供相关服务，就该称之为“服务费”，而非“开瓶费”。称“开瓶费”，则费用会因瓶（酒）而异，若是“服务费”就会以提供服务的档次而异。可以想象，在提供相同的服务的情况下，按酒水市价的百分比收取服务费，那么客人消费一瓶茅台酒就会比消费一瓶普通京酒多支出数十元；同样是消费一瓶自带酒水，在不同饭店支出的服务费用基本相同，而接受的服务却大相径庭。甚至消费者即使消费市值很低的自带酒水也要支出不合比例的服务费。这些对消费者而言，都是不公平的，消费者的相关权益都受到一定的侵害。
这类情况也有司法判例。广州市一市民在酒店消费自带酒水时，被收取了20元人民币的开瓶费。诉诸法院后，法院判决酒店退还该市民20元人民币。这个判例的意义在于，其指出酒店收取的开瓶费是违背消费者意愿强迫收取，违背了《民法通则》有关“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是不合法的。应该讲，法律再一次站到了消费者的一边。
三、关于酒店经营者几点理由的批判
第一点，此项规定是循国际惯例而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这项规定是违法的。
我国已经加入WTO，遵循国际惯例、争取早日与国际接轨，这无可厚非，但是就目前我国酒店酒水经营的利润与国际惯例而言，这里所提的遵循国际惯例，只能说是在内容不对等的情况下强调形式的对等。一般情况下，国际饭店业酒水价格利润在10%左右，是消费者基本上可以接受的价位，且消费得明明白白，而国内饭店业酒水价格利润多在100%左右，如此基数，如何与国际接轨？
在国内饭店业酒水经销的暴利基础上，再要求消费者必须消费酒店的酒水，这已经明显违背《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这不是违法是什么？违法的不是“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而是告示蕴含的暴利实质。
第二点，酒店是要赢利的，否则投资就无意义。
不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酒店不能打着赢利的幌子去谋取暴利。首先，酒店中酒水的消费是可选择项目，甚至在某种程序上具有附属性。消费者已经以饭菜的消费送给经营者一定的利润空间，经营者就不应该再在酒水销售中谋求暴利。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消费者到酒吧消费时很少抱怨酒水的价格。其次，酒店酒水的利润透明度不够，暴利的影子让许多消费者在是否消费酒店提供的酒水的问题上止步不前，或心有不甘。再次，服务费收取的标准不够合理。应该按照自带酒水的类别、数量依不同档次的服务而非单纯的酒水价格来定标准，这个原因可以解释支出同样的服务费、消费者在高档场所很少异议，而在中、低档场所确是异议繁频的现象。
第三点，现在是市场经济，规矩我来定，来不来你决定。
这是一种近乎无赖的垄断思维。这点理由，不由得令人想起“垄断”的字眼。市场经济下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相对于有行业组织的酒店业而言，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酒店都坚持这个规定，“禁止自带酒水”，消费者在一些不得不去酒店喝酒的情形下，其自由选择权实际上已被这个行规给剥夺了，这本身就是违反了公平交易的法律原则。

现在的社会既是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经营者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但是也要遵循法律约束的限度，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而言的弱势地位，必须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幸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民间组织，中国旅游饭店协会制定的“行规”只能对行业自身提出自律要求，而不能对消费者的消费自由进行限制。当行规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自然是法律优先。
消费者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所以后的司法判例来看，两位消费者的做法为广大消费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只有这样，消费者才不会在一些所谓的“国际惯例”面前丢掉自己的正当利益。但愿意以后在诸如“银行向提前偿还住房贷款者收取违约金”、“银行向小额存款者收取费用”等国际惯例在中国推行时，消费者能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参考资料：
1、《北京青年报》2002年5月24日
2、《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9日
3、《民主与法制时报》2002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