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3月25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0年6月24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五章 财政管理
第六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
第七章 干部、工人队伍建设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结合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湖北省辖区内以五峰土家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
自治县境内还居住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自治县下设乡、镇。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驻五峰镇。
第三条 自治机关是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四条 自治机关领导和团结全县各民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下，把自治县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团结、繁
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法规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
自治机关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本县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七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八条 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各民族公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
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
第九条 自治机关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保障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教育他们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十条 自治机关对各民族公民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十一条 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信仰宗教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和婚姻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十二条 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在本县的合法权益。
第十三条 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公民的国防教育，依法做好征兵、民兵预备役建设等工作，增强军政军民团结。
第十四条 自治机关加强乡镇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建设。
第十五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遵纪守法，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接受人民的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弄虚作假、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的行为。
第十六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第二章 自治机关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土家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土家族公民应逐步超过半数，并应当有土家族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制定和修改，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委员会主任、局长等组成。
自治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土家族公民应当逐步超过半数。
自治县县长由土家族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县的特点和需要，经上一级国家机关批准，设置工作部门，并在上级国家机关确定的总编制内，自主地安排和调剂各部门的编制员额。
第三章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根据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中，都应当有土家族公民。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各民族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五条 自治机关根据本县地处高寒山区，山多田少，水能、矿产、林业、特产等资源丰富的特点和交通设施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实行坚持改革开放，依靠科技进步，积极开发资源，以农业为基础，加速发展工业，农业、工业、商业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
第二十六条 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其他经济成份的存在和发展，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自治机关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禁止荒芜、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
农村的自留地、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山、责任山属集体所有，自留地和承包地非经国家规定的审批机关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用地。
国家建设依法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应当服从国家需要。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确定地方基本建设项目，自主地确定地方企业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自治机关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设立农业发展基金，并鼓励集体和个人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自治县因地制宜地建立农、林、牧、特等商品生产基地。
第三十条 自治机关在农村稳定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和健全生产服务体系。提倡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发展集体经济。鼓励集体、个人兴办或承包农场、林场、茶场、药材场，以及从事其他开发性生产，保护其合法权益，督
促其履行法定义务。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森林开发、木材分配和林业基金使用方面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等优惠条件，大力发展林业。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确定和保护山林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自治机关制定林业发展规划，稳定和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组织和鼓励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绿化宜林荒山，逐步提高森林的覆盖率和蓄积量。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林政管理，管好用好林业发展专项资金，重视封山育林和护林防火工作，严禁盗伐滥伐林木和毁林开荒，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对不宜耕种的陡坡地，有计划地退耕还林。
第三十二条 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和个人发展家畜、家禽等畜牧业生产。加速草山、草场建设，充实和发展畜牧科技队伍，建立和完善良种推广、防疫以及饲料、畜产品加工、储运、销售等服务体系。
第三十三条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和国家的统一规划，管理、保护和开发县境内的自然资源，对可以由本县开发的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自治机关支持上级国家机关在本县开发资源、兴办企业。根据上级规定，自治县可以与上级有关部门在本区域内兴办的企业采取契约的形式，确定利润、外汇分成比例；自治县财政由此而增加的收入，作为经济建设的专项资金留用，不抵减上级财政补贴。
第三十四条 自治机关统一管理本县的生产建设物资，对于上级国家机关分配的各类物资，除国家规定应专项使用的以外，可以根据需要调剂使用。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工业。加速发展电力、建材、轻工、采矿、冶金、化工、农副产品加工和其他工业。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优惠条件，发展民族特需用品生产。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设立水电发展基金，并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在资金、物资、税收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条件，大力发展水电事业。
自治机关按照统一规划、分级办电的原则，鼓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办电，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积极扶持、稳定发展乡镇企业，保护其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
第三十八条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统一规划和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加快公路干线、断头路、乡村公路的建设。采取民办公助、民工建勤等办法修建和养护乡村公路。鼓励集体和个人兴办交通运输事业。
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下，加速城乡邮电通讯网络的建设。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加强对后河等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保护和开发长生洞、柴埠溪风景区等旅游资源。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生产，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
第四十条 自治县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的商品流通体制。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利润留成、自有资金、价格补贴和贷款利率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发展商业、供销、医药等民族贸易企业。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应当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积极收购、加工、销售农副产品和地方工业产品，努力满足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需要。
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外汇留成比例高于其他地区等方面的优惠条件，积极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多口岸、多渠道、多种形式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
第四十二条 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物价政策和物价管理权限，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制定物价管理、监督和检查的具体规定，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自治机关严格执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管理，重视发展集市贸易。
第四十三条 自治机关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加强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建设和管理。
第四十四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按照自愿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协作和经济联合，开发资源、兴办企业。
第四十五条 自治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及其他公害。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同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革命老根据地、贫困山区的各项优惠待遇，加速开发和建设。
自治机关制定特殊优惠政策，扶持特别贫困的乡、村和革命老根据地的开发和建设。
第五章 财政管理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
自治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本级财政。自主地调整本级财政的预算收支，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机关加强财政管理，积极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注重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实现收支平衡。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根据国家财政体制的规定，在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时，定额上缴，上缴数额一定几年不变；在财政收入不敷支出时，报请上级财政机关给予补贴。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在执行中，如因国家经济政策变动，企业和事业单位隶属关系改变以及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等情况而受到较大影响时，报请上级财政机关作适当调整。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的机动金、预备费、民族补助款以及财政收支项目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加速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
自治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扶持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补助专款实行专款专用，不充抵其他按正常渠道应划拨的经费。
第五十条 自治机关对本县的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可以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建立乡镇一级财政。乡镇财政的收支范围与管理办法，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严格执行国家税收法律和政策，按照国家税收管理体制，对某些确实需要减免的税收项目，按照管理权限报经批准后，可实行减税或免税。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根据国家规定，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多渠道筹集和融通资金，落实各项优惠利率贷款，办好财政贴息贷款。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加强信用管理。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自治县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按照国家规定的职权范围，加强审计监督工作，维护国家的财经纪律。
第六章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
第五十五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坚持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办好学前教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办好函授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电视大学，鼓励自学成才，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
自治机关在逐年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鼓励社会各方面集资办学和捐资办学，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勤工俭学。
第五十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依照山区和民族的特点，自主地决定本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确定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招生办法。
自治县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民族政策和法制教育列为政治课的内容。
自治机关充分利用上级国家机关给予的在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分配方面的优惠条件，做好各类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为经济困难、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山区，有计划地设立以寄宿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和民族中学，在普通中学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倡导尊师重教，重视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改善教师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稳定教师队伍。
第五十九条 自治县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建立和完善技术推广体系，积极引进、推广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自治机关重视培养、引进各类科技人才，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鼓励科技人员到基层承包工农业生产项目，保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六十条 自治机关注重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事业，重视文化机构和设施的建设，加强文化市场管理。
自治机关努力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搜集、整理、出版民族书籍，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发掘和继承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广播、电影、电视事业。
第六十一条 自治县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妇幼保健和地方病、传染病、职业病的防治工作，不断改善医疗条件，努力解决农村人畜饮水问题，提高各民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机关健全和充实县、乡、村三级医疗网，加强卫生队伍建设。
自治机关允许有合法证件的民间医生行医，禁止以行医为名利用封建迷信和其他手段诈骗钱财，危害公民身体健康。
自治机关重视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整理、利用工作，保护药材资源，依法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严禁出售假药、劣药。
第六十二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法律和政策，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制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规定，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鼓励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第六十三条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保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帮助孤儿、孤寡老人和残疾人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做好烈属、军属、复员退伍军人的优抚、安置工作。
第六十四条 自治县努力发展体育事业，恢复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各民族人民体质。
第七章 干部、工人队伍建设
第六十五条 自治机关重视从土家族中大量培养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并注意在妇女中培养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应当尽量配备土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第六十六条 自治县内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人员。在上级国家机关核定的控制指标内，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一定比例从农村和企业中招收少数民族干部，从农村中招收少数民族工人。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安排补充职工自然减员缺额。
第六十七条 自治机关积极创造条件，对参加自治县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外地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在住房、子女就业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六十八条 在自治县工作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享受山区津贴和工资浮动的待遇。
在自治县工作的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享受民族自治地方生活补贴。
自治机关对常年工作在本县特别高寒地区的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给予高寒地区生活补贴。
第六十九条 自治机关设立奖励基金，奖励在本县建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第七十条 对连续任职15年以上、丧失劳动能力的村主要干部，由村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
第八章 附 则
第七十一条 12月12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第七十二条 本条例由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实施本条例的具体办法。
第七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1年1月1日起施行。
1990年6月24日
【关 键 词】金融诈骗 非法占有 标准
【内容摘要】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包括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控制条件和失控条件。其建立在分层理论的基础之上，即在一定的固定值—控制条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失控条件以适应对内心思想认知的间接性。这种相对确定的标准较固定标准存在着明显优势，它可以随着新事务的不断涌现而进行不断的自我完善，而不会出现固定标准因不能适应发展而造成的滞后状态，也即其自身具有明显的可自我修复性。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机制对于实现全过程打击金融诈骗罪具有着重要意义。
金融行为所特有的风险性要求在理解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同时强调行为人对“控制”和“失控”两方面的意图，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具体就是指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所具有的意图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并且使该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控制的心里态度。它是金融诈骗罪犯罪构成中的必备要件，也即决定一个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构成金融欺诈犯罪还是构成金融诈骗罪的决定性条件。但就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构成要件却至今仍未构建起完善的判断机制，现有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标准还不足以适用于金融诈骗犯罪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基于此，笔者联系金融行业和金融诈骗行为自身的特点，对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标准及其应用进行分析研究，以期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机制。
一、 现行判断标准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金融诈骗罪的判断标准建立在最
高法院的一个解释和一个纪要的基础上，因其主要以金融诈骗行为的结果作为判断标准，笔者将其称之为结果型判断标准。不可否认，自设立以来这种判断标准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法律未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做出明确规定而理论界又普遍对其理解抽象化的情况下，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是防止擅断的必要手段。当然，其作为一种对司法推定理论的初步尝试，问题也是存在的。
1、从刑法理论上讲，该判断标准人为改变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和构成形态
以集资诈骗罪来说明这一问题。在集资诈骗罪的罪状中明确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应当为直接故意犯罪，当然也应当包含既遂、未遂、中止和预备四种形态，而且在犯罪构成中“非法占有目的”是必备要件，而“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犯罪结果只是集资诈骗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中的必备要件，在其修正的犯罪构成中并不要求必须具备犯罪结果要件。但是在现行证明标准下，这种纯粹的由果朔因的的反推思维模式却人为地改变了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和构成形态，《解释》和《纪要》中所列举的事实均存在于集资诈骗罪的犯罪结果出现以后，以这些事实作为判断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实际上是以犯罪结果的出现与否来判断犯罪目的的存在与否，犯罪结果变成了决定犯罪目的的依据。这时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证明标准下，集资诈骗罪的犯罪结果随着犯罪目的变成了犯罪的必备要件，而集资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则已不复存在，使得将集资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被排除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之外。集资诈骗罪的这一问题同样也存在于其他金融诈骗中。
2、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该判断标准使得在初始阶段打击金融诈骗罪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在设计该判断标准时可能过于考虑审判机关的利益，而忽略了其它司法机关运用该判断标准打击、预防金融诈骗罪的需要。仍然以集资诈骗罪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单纯从审判的需要来讲，运用该判断标准来判断一个非法集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无疑是最高效和最安全的，从直接故意犯罪的原理可知，集资诈骗罪是行为人在追求非法占有集资款这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的支配下实施的，那么，当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结果事实已经客观存在时，追求这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也就成为必然。但是当一个犯罪行为必须要在结果出现后才能证明其构成犯罪，对其在初始阶段进行的打击也就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例如在该判断标准下，侦查机关基本不可能找到结果之外的原因来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而且也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既然审判机关认为只有结果才是确认非法占有目的的条件，犯罪结果之外的原因是否能够为审判机关采信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是从法理上可以找到依据，审判机关也未必采信，侦查机关必定要承担非常大的错案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其当然要回避在结果出现之前的初始阶段打击集资诈骗罪，而由此引起的直接后果就是集资诈骗罪的危害被放大了，打击集资诈骗罪的成本也加大了，从目前集资诈骗个案中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可以看出，错过在初始阶段打击集资诈骗罪的代价的确是不容忽视的。
3、从逻辑上讲，该判断标准在单项标准的设计上也存在褚多不完善之处
首先，在有的单项标准中存在大前提不周延的问题，即其本身包含有非法占有目的之外的可能性，当其作为大前提时不可能必然地推导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例如《纪要》中的第5种情况“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在该情况下，虽然包含有行为人基于非法占有目的逃避返还资金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排除行为人基于非法占用目的暂时逃避返还资金的可能性，当非法集资行为人在应当返还资金时，基于使用该资金营利的目的，采用了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的手段，以暂时逃避返还资金，并且对以后资金的还好做好了相应的安排，那么，对该行为人不可能排他性地确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外，在第6中情况下，即行为人“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也不可能必然地排除非法占用的可能性。其次，在有的单项标准中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即其本身已经包含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当其作为大前提时，实际是将大前提预设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某种行为，因而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当小前提为“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推导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纪要》第3种情况“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和第4种情况“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其中“骗取的资金”实际已经包含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 完善的思路
尽管现行的证明标准存在着不完善之处，但其适用的司法推
论的基本模式是可行的，因而，可以继续沿用这一模式，以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为基础更进一步完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标准。
1、应当直接从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中去寻求判断标准，建立一个以行为作为主要证明依据的行为型判断标准
在上一问题中我们具体阐述了结果型判断标准的缺陷，在此不在赘述。而且，以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中某些特定的事实作为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根据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反映主观的基本原则，判断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的根据只能是其实施的活动及其他相关情况，因为人的活动由其主观心理支配，活动的性质由其主观心理决定；人的活动是人的主观思想的外向化、客观化，因而它反映人的思想。因此，在判断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实施的活动为基础，综合所有事实，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可能，得出正确结论。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无论是对金融诈骗罪的预防还是在初始阶段的打击，也需要一个行为型的证明标准，只有在犯罪的初始阶段就能够比较准确地确认其性质时，才有可能有效减轻犯罪造成的实际维护，同时也才有可能将打击犯罪的成本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范畴。
2、应当从金融诈骗罪与合法金融行为的比较中去寻求判断标准
我们以集资诈骗罪与合法集资行为的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对于实施合法集资行为的行为人来说，首先，其集资的直接目的就是投资营利，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对投资者的回报，一个适当的回报率是合法集资的重要标志，过高的不正常的回报率通常不可能保证集资人自身的利益，而在集资人自身利益不能保障的前提下，投资人的利益更不可能得到保障。为了达到盈利的目的，集资人应当将资金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来进行投资，回报率和安全性是投资人决定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依据，只有当投资人认为自己的投资安全时才会进行投资，当然，凡投资有盈利就有风险，因而这里的安全也只是现对安全。我们不能苛求集资人的投资完全没有风险，但是风险必须要限制在投资者在约定的投资项目中认识或应当认识到的风险范围之内，也即集资人没有权利单方面更改投资项目，将资金置于明显增大且集资人对增长幅度完全无法预计或者完全无法控制的风险中。对于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其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没有回报投资者意图是非法占有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非法占有目的内含无回报投资者意图。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合乎逻辑地推论出他不可能实施有效地回报投资者的行为。或者，虽然实施了一定的投资行为，但单方面更改投资项目将资金置于明显增大且集资人对增长幅度完全无法预计或者完全无法控制的风险中，例如将资金用于进行走私犯罪或者毒品犯罪，本质上讲，该情况也属于未实施有效地回报投资者的行为。
3、应当从金融诈骗罪与一般涉及金融欺诈的犯罪的比较中去寻求判断标准
一般涉及金融欺诈的犯罪主要是指《刑法》（1997年修订）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9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其中一般集资犯罪与集资诈骗罪在非法集资的手段上都可能采取欺骗方法，而且不排除使用相同的欺骗方法，例如隐瞒行为人不具有办理公众存款业务的主体资格，在募集资金的文件中捏造事实或隐瞒真相，编造其证券发行业务已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等等事实，当使用的欺骗方法相同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了区分集资诈骗罪与一般集资犯罪的关键。一般集资犯罪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是一种非法占用的目的，同时含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因而，一般集资犯罪在获取资金的手段上也会采用诈骗方法，但这种诈骗方法只针对特定的内容，从刑法规定上可以看出其主要集中在虚假的集资条件和集资资格上，也即它只能是部分虚假，在集资后的投资经营项目和承担责任的能力等方面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集资诈骗罪则是以非法占有目的，其自始至终都不可能准备为集资行为承担责任，因而其在为取得集资提供的条件方面应为全假或者绝大部分虚假，其不仅不具备合法的集资条件和集资资格，也不可能具有真实的集资后的投资经营项目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当然，即便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便是具有真实的承担责任的能力，一般性集资犯罪也有可能出现与集资诈骗罪相同的危害后果，表面意义上的占有和占用目的不足以区分两者，必须依赖于内在的因素，即在取得对他人集资款的非法控制之后，一般性集资犯罪的行为人并不排斥权利人以行业交易惯例、合同约定的方式或其他非刑事手段实现对该集资款项的控制，并且还会尽力保证这种控制的实现，而对于集资诈骗罪来说，行为人对权利人这种权利的实现则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区别的存在使得从金融诈骗罪与一般涉及金融欺诈的犯罪的比较中去寻求证明标准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三、笔者设立的判断标准
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观思想，尽管人的行为能够反映其内心思想，但我们对其的认识也只能是间接认识，因而要给其设立一个完善的判断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作为存在于行为人内心的思想，实际上不可能绝对准确地证明行为人在什么情况下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什么情况下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能够证明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或者严格地说是一种概率，即非法占有目的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机会的多少。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这一属性使得对其的证明无法达到绝对可靠，影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原因的复杂性也使这种证明更趋困难。的确，我们在设计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标准时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它要求我们必须要超越固化的思维，因为，对于存在于自然人内心的思想，我们不可能做出绝对可靠的认可，同样也无法给出完全固定的标准。因而对此我们只能考虑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即在一定的固定值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以适应对内心思想认识的间接性，运用分层理论来设立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在具体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时必须依据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其自身的条件以及其它已存在的客观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这种相对确定的标准效固定标准存在着明显优势，它可以随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而进行不断的自我完善，而不会出现固定标准因不能适应发展而造成的滞后状态，也即其自身具有明显的可自我修复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有的可自我修复性，使得相对确定的标准有可能适用于金融诈骗罪的全过程。基于此，我们人为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标准应当包含一下内容。
1、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控制条件
我们将此作为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第一层面的判断标准，即通过对行为人控制或者准备控制他人财物的行为的合法分析，首先确认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因为尽管非法占有目的本质上只是一种内心思想，但它的基础仍是行为，它是行为发生的原动力，也以行为为其唯一的载体，可以说行为是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考察内容。从逻辑上讲，我们要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先证明其事实上具有非法的行为或者意图实施非法的行为，因为特定的犯罪目的绝不可能存在于合法的载体之上。因而，我们人为只有对那些被确认为已经实施或者着手准备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行为的人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是指行为人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取得对他人财物的现实的控制或支配地位。非法性是国家立法机关对金融诈骗罪做出严厉否定评价的主要依据，其否定意义应当比民法中的“不法”更强烈，因而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对法律法规的违反，而不仅仅是不具有合法的理由或根据，以排除不当得利的情况。应当说这里的非法性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从行为中体现出来，一方面金融法律法规对合法的金融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当行为明显违背这些要求时，即可确定行为的非法性，另一方面刑法中对金融诈骗罪客观行为的规定，即表明了刑法对这些行为的禁止，只要行为人已经实施或者着手准备实施这些行为，其行为便已经具有了非法性。判断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的非法性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1）行为人是否具有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的法定资格
为了维护金融安全和铁序，金融法律法规对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首先就规定了资格上的限制，即只有符合法定资格的人才能够实施特定的金融行为，否则，仅凭法定资格的缺乏就足以认定行为的违法性。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中，例如从贷款行为来看，必须符合法定贷款资格的人实施的贷款行为才是合法的贷款行为。《贷款通则》第17条第1款对借款人的资格做出了明确规定，即“借款人应当是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具体的贷款行为时，只要能够确认行为人贷款资格的不吻合，就足以证明该贷款行为的违法性质。
（2）行为人是否具有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的法定条件
行为人具有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的法定资格只是满足了合法金融行为的条件之一，法律法规为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所规定的法定条件也是影响金融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而，我们认为，行为人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时是否具有实施该种行为的法定条件，也是确认其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例如从贷款行为来看，如果是由不具有法定贷款条件的人实施的贷款行为肯定是违法的贷款行为。《贷款通则》第17条第2款规定了借款人的条件，即“一、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原应付贷款利息和到期贷款已清偿的，已经做了贷款人认可的偿还计划。二、除自然人和不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事业法人外，应当经过工商部门办理年检手续。三、已开立基本帐户或一般存款帐户。四、除国务院规定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资累计额未超过其净资产总额的50%。五、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率符合贷款人的要求。六、申请中期、长期贷款的，新建项目的企业法人所有者权益与项目所需总投资的比例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上述规定中的条件对于合法的贷款行为来讲都是必要条件，凡是不具有这些法定条件的贷款行为都要以此直接确定其行为的违法性。
（3）行为人实施的金融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这里所谓“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包括金融法规对特定金融行为所做的强制性规定和刑法中对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所做禁止性规定。金融法规对特定金融行为所做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针对行为本身所做的义务性或限制性规定，也是构成合法金融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定。例如《贷款通则》第20条规定了对贷款人的限制，即“一、不得在一个贷款人同一辖区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级分支机构取得贷款。二、不得向贷款人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八、不得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贷款”。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借款人的限制性规定体现出《贷款通则》对特定行为的否定，在贷款过程中借款人只要实施了上述行为，其行为就已经具有确定的非法性。刑法中对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就更容易理解，刑法对各金融诈骗罪客观行为的规定，即表明了刑法对这些行为的禁止，只要行为人已经实施或者着手准备实施这些行为，其行为便已经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
2、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失控条件
我们将此作为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第二层面的判断标准。当行为被确认为已经实施或者着手准备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行为时，只表明其心理态度符合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条件，具有了形成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但却并非表明其必然地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关键还要看其心理上对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是否具有明确的追求，因为这才是构成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决定性条件（当然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一行为同时反映了行为的非法性和对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明确追求）。对此有日本学者芝原邦尔指出，以财产增值为投饵的手段来讲，可以在两种情况下满足“欺骗他人”的要件，一种是经营者没有偿还能力却伪装出有偿还能力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与偿还能力无关诈骗罪照样成立的情况。这一点在我国立法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反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同样都是非法集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保持了公众与存款之间的正常联系，即在非法集资的基础上，公众仍然能够凭借存款凭证实现对存款的权利，集资人也有或者自信有足够的诚信和能力保证存款的支付；而集资诈骗行为则意图或已经彻底割断了这种联系。在这里，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也就是指行为人在非法地实际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之后或者同时，因行为人意志以内的原因使权利人完全不能以任何行业交易惯例、合同约定的方式或其他非刑事手段实现对该财物的控制。判断行为人是否意图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行为人已经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并且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已经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
这种情况下主要从行为人故意地彻底地排斥权利人对财物的控制的结果来进行判断，应当说能够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行为人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意图，进而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是实践中适用较多也是适用风险较小的一种判断标准。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之后，进一步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并且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已经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例如解释中规定的“携带集资款逃跑的；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因行为人意志以内的原因所造成的集资款无法返还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权利人完全不可能以任何行业交易惯例、合同约定的方式或其他非刑事手段实现对该财物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除非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集资款的无法返还并非由其主观意志以内的原因所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金融诈骗案件都是依此确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理论界对此也是基本认可的，笔者在此不在赘述。
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实施了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而该行为本身即已包含了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内容，并且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已经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例如保险诈骗罪，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或者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或者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况，保险诈骗行为本身即已同时包含了行为的非法性和对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明确追求。
其二，行为人已经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但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
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出现失控的具体结果，因而只能主要从行为人故意地彻底地排斥权利人对财物的控制的行为和没有造成失控结果的原因来进行判断。当然其前提是不以非法占有目的结果作为确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必要条件。应当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这种情况又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之后，进一步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但是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机关。例如非法获取集资款后逃跑的、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等行为，对于这些行为而言，并不要求以失控结果的实际出现作为构成非法占有目的的必备条件。只要实施了这些行为，即便没有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通常情况下也应认定其具有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意图，除非其能够证明没有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是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
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实施了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而该行为本身已包含了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内容，但是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例如丙公司采取虚构进口货物、提供虚假担保的手段，通过外贸代理单位从某银行骗出信用证，该信用证是以丁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的270提案远期信用证。如果某银行在开出信用证之后兑现之前，即发现丙公司的真实意图，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使得某银行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失。这种情况下是因丙公司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应认定其具有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意图。但如果是因为丙公司重新主动提供了真实的担保，而使某银行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失，亦可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三，行为人已经着手准备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但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具体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
行为人在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之后，尚未具体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有没有可能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呢？我们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就如我们签名所谈到的，证明失控结果的存在或者意图造成失控行为的实施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特定的心理态度，而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理论已经充分论证了在尚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完全具备犯罪主观要件的可能性，关键在于是因为何种原因造成了犯罪实行行为的未实施。因而，即使行为人尚未具体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仍然可能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必须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已经着手准备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尚未具体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是因为其意志以外的原因。例如。甲非法获取集资款后，准备卷款逃跑，但公安机关的即时介入，使其在未能实施逃跑之际即被抓获。对此，通常情况下也应认定其具有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意图，除非其能够证明尚未具体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是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高 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