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谈与两位古希腊先哲跨越世纪的虚拟对话
————读《理想国》有感

田景仲


【虚拟背景：一日清晨，刚刚重新苏醒过来的古今闻名的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携恩师苏格拉底一道，悄悄来到了华夏之帮。没有浓重的欢迎仪式，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媒体炒作。世隔两千多年，他们师徒俩依然钟情于街头布道，听取众人的只言片语。然而，相对于他们生活的城邦时代，如今这样繁华喧闹的街市令两位鹤发老人不知何去何从，再加上身处这个说汉语的国度，一般人怎能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呢？幸亏他们碰上了正在苦苦学习古希腊文的笔者。几句寒暄之后，他们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看来老来返童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而对于我来说，特别是正在仔细品尝《理想国》原版的我来说，仿佛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了。于是，笔者把两位老人请到一个很大的广场上（在清晨阳光的沐浴下，显得格外雄伟、壮观）， 找了一排椅子坐下来。这个广场隶属于笔者所在县的政府大楼，也是笔者经常来跑步锻炼身体的地方。以下便是我们之间经过笔者翻译整理后的谈话记录。】

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一大早的，怎么这么多人在广场上跑来跑去的？
柏拉图（以下简称柏）：老师，难道您忘了吗？我们不是说人们应该用体操来锻炼人的身体吗？他们果然如我们所说，是不是，小伙子？（说完这句话，他用一双疑惑的目光看着我，特别是把目光盯着笔者塞在耳朵里的细细的长线）。
笔者（以下简称笔，我不慌不忙地摘下耳塞，并把随身听按下录音键，还暗暗地庆幸自己今天早上多拿了几盒磁带）：柏先生所言及是，正如您们在这本书中 说的那样（我高高举起正在热读的《理想国》原版本，令两位先哲惊叹不已，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今天的运气真不错），人们在空气清馨的早晨最喜欢做操、跑步，以达到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的作用。不仅如此，您们看我手中这个（我把随身听拿给他们看）
苏：小伙子，这是什么东西呀？
柏：对，我也不知道，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笔：对不起，我都差点忘了，您们来自遥远的古希腊时代，这是现代社会用来专门听音乐的小电器，在年轻人中特别流行。您们不是曾经说过，音乐能够满足人的精神需要，陶冶人的心灵吗？
苏、柏：哦，这下明白了。（两位先哲满意地点了点头，开心地笑了）
【注：为了让两位先哲大致明白他们生后的时代历史发展状况，我比较系统地将这近两千五百多年的世界和中国历史简单地给他们说了说，以致于不让他们碰见所有未曾听见过的事情都奇怪。由于本文仅为了同先哲们探讨《理想国》的相关问题，所以此谈话内容在此不再赘述】

笔：苏先生，柏先生，我读过您们的书后，让我深深体会到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个人是缩小的国家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同时，我认为您们在治国方面并非仅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此岸性的智者贤人——哲学王的身上，根据您们的政治思想可以推断出，您们是力图穿透世俗现世的经验世界，探求经验事实后面的先验起源，以激发人们去追求一种“至善”，是这样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可不可以把这种“理想”界定为追求正义呢？
苏：小伙子，正是由于哲学家拥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故此，我们才把他推到如此之高度呀！
柏：小伙子后半段的理解正是我写作的意图。坦白地说，我所追求的理想城邦就是一个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手艺，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的城邦，亦即一个正义之邦。至于哲学家，他同时也起着为正义说话，为正义树立榜样的作用。
笔：那照您们的意见，一个正义之邦只能有两条路可行，是吗？
苏：哪两条？
笔：要么让哲学家做统治者，要么使统治者成为哲学家（心灵转向）。
柏：对，是这样的。
笔：我首先肯定也很欣赏哲学家对智慧，对真理及正义的执着追求，但您们却不知道这两千多年以来，即使在人治的国度里，哲学家们也都是冷看朝野，热在业中，而代之以更多的是政治家、法学家、军事家等等。而且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进度推进依法治国，更让法治文明成为各国人民追逐的安邦之策。
柏：听小伙子这么一说，真是事实胜于雄辩呀！难怪亚氏在课堂上反对我，提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观点，看来他是对的。
笔：您说的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吧！我手里还有他写的一本《政治学》。
苏：对，我那徒孙就是这样一个人。
笔：苏先生、柏先生，您们能告诉我有关人的灵魂，正如您们将其划分为理性、意志和欲望三部分，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柏：理性和意志受到教育、教养并真正起到训练自己本分的作用后，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它占每个人灵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贪得财富的——它们就会监视着它，以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分，去控制那些它们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苏：柏先生刚才回答了小伙子你的问题，那么你知道他在书中与此紧密相关的阶级划分吗？
笔：这我知道，你按照分工不同原则，把国家分成了生产者、保卫者和统治者三个阶层。
柏：哪你知道这三个阶层各自所追求的美德是什么吗？譬如说生产者阶层。
笔：按您在书中所说，本阶层的人本性中只有欲望部分，故节制欲望就成了第三等级美德的基础。这里面所谓的节制，是一种对快乐和欲望的控制，是一种秩序，是做“做自己的主人”。
柏：很好。那么有些人的本性由激情构成，它一方面与欲望相关联，另一方面又同欲望作斗争，最终选择站在理性的一边，这又是哪个阶层呢？
笔：第二即保卫者阶层。
苏：他们的美德何在？
笔：勇敢。
柏：剩下的统治者阶层，作为一种理性的代表，拥有智慧即拥有美德，对不对？
笔：对。可是，我对两位先生的意见有别的看法。就小生所见所闻，事实并非如此，这三种美德以及刚才所说的人们都不应该冠之以阶级区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至少在法律上是人人平等的。统治者也有欲望和激情。与此同时，平民百姓也有理性和保卫国家的激情。
苏、柏：看来我们的理想与现实的确有差别呀！
笔：说到这里，我禁不住想起了一千多年前对苏先生的那场震撼古今的雅典大审判。您虽然走了，但是事实正如您老人家所预言的那样，法的权威之旗从此之后高高飘扬在地球上的各个角落，所以您的选择比在生者应该更快乐些。但我想那次标榜着民主的审判却不民主地夺走了您老人家的生命，对于柏先生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吧！
柏：是的。我当时就想，一个声称自己最民主的城邦却把一个最追求民主的苏老师给处死了，你说这城邦还有正义可言吗？
笔：好在我们的国度已是真正的民主之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主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国的政党制度。
柏：很为你生在这样的国度感到高兴。它应该不同于我书中所说的四种制度中的任何一种吧。
笔：您说的是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这四种制度吗？
柏：很正确。
笔：相似的地方很少。因为我们国家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苏：小伙子，你说了这么多关于你们国家的优点，难道就没有什么不健全的方面吗？
笔：苏先生所言正是，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十全十美的东西是没有的，请您们看我们眼前的这幢大楼。（其实他们在谈话过程中一直在时不时地看，现在已经是午日当头，大楼更显得威武、壮丽）
非法证据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的使用一旦被纵容，将导致公权力的肆意膨胀、滋生司法腐败，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非法证据均予以排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没有相关规定，仅在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与刑事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也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非法证据的取舍关系到具体案件的审理结果，关系到被告人的罪与非罪，对其正确认识与合理解决是刑事诉讼法的基础性问题，且由于证据制度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也就决定了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因此，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应置于较高的位置。我们应通过立法程序将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规定于刑事诉讼法典之中，同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加以确立。明确不同类型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增强证据采信的法定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证据排除规则的明确性程度以及法官在证据采信上的自由裁量权大小，可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归纳为三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制排除”模式，即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一切证据原则上均应予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小；二是以加拿大为代表的“裁量排除”模式，非法证据的取舍由法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依据认定非法证据的损害性与其证明价值相比较加以评判；三是“折衷模式”，即将法律强制与法官自由裁量相结合，对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凡是违反程序规定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等一律不予采信，对侦控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或准实物证据的效力，由法官酌予裁量。我们认为，

“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似乎更符合我国目前的司法需要。 因为非法证据的种类不同，其非法取证的违法程度、非法证据的真实性受非法取证影响大小、证据来源的多样性和单一性程度便有所不同，因而对其效力应区别对待。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讲不但不违背上述程序公正优先观念，而且兼顾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平衡，因为无论是“强制排除”抑或“裁量排除”及其各自适用范围，均以立法为依据。

1、对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采取“强制排除”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是我国目前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作出的最直接的规定。因为言词证据具有易变性，其内容受获取手段影响极大，贝卡利亚指出“在痉挛和痛苦中讲真话并不那么自由，就像从前不依靠作弊而避免烈火于沸水的结局并不那么容易一样……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给受折磨者留下的唯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最短的捷径，这时候，犯人的这种回答是自然的……罪犯与无辜者的任何差别，都被意图查明这种差别的同一方式所消灭了。”

可见，犯罪嫌疑人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作出虚假的供述，对这种情况下获取的证据应一律排除。同时，禁止非法言词证据的采用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2、对非法获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采取“区别对待”原则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非法获得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的证明能力原则上持肯定态度，至少是作出较言词证据宽松得多的规定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例如英国对实物证据的效力主要由法官综合各种因素作出判断，1969年金诉英国案后，法官对实物证据取舍的裁量权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德国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采取所谓“权衡原则”——将非法取证行为对公民权利侵害的严重性与排除非法证据对实现客观真实的不利影响进行比较作出选择，“两者相较取其轻”， 其实质是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而美国首创的“违法证据排除法则”规定，违反法定搜查、扣押程序而获得的实物证据一律排除。

与言词证据相比较，实物证据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实物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存在于人脑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形成于犯罪被发现之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定型性；其次，实物证据的证明力与获取手段的关联性较弱；再次，与采取逼供、诱供的手段获取言词证据相比，非法获取实物证据的手段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程度较小；最后，非法实物证据的获取手段往往不具有唯一性。此外，此类证据本身种类较多，其非法取得方式更是千差万别。

因此，对此类证据的证据能力不能采取“自动排除”原则，应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基础上，兼顾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同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情况，有选择、有区别地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效力作出判定。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和书证如何处理均未作出相关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从获取手段的违法性程度将此类证据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采取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通信、住宅等宪法性权利的手段获取的实物性证据，我们称之为“违宪取得的实物证据”。如未经法定审批程序进行的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由此而获得的实物证据。对于此类证据，由于其获取手段的严重违法性，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坚决排除其效力。另一类是

“一般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即获取手段仅违反证据立法的某些一般性的或细节性的规定，如侦查人员对犯罪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时，没有让见证人到场；在扣押物证、书证时，没有开列有关的清单；由于工作疏忽欠缺某种具体手续（如签名、盖章）等。对于此类证据，虽然其有违法性，且有一定的危害性，但其侵害的是公民的一般权利，对此类证据一般由法官综合案件各种因素作出裁量。这些因素包括：

（1）案件的性质及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案件的危害程度应作为法官考虑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的一个前提因素，即以该证据的证明价值与认定该证据的损害性进行比较（2）该证据对本案的重要程度。一个案件的证据既有直接证据，也有间接证据，有原始证据，也有传来证据，各个证据的证明目的不同，重要程度也不同，对其效力排除的慎重程度自然不同。（3）非法取证方式的转换与弥补的客观可能性。侦查人员由于情势紧迫而造成程序上的疏漏，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轻微，如果欠缺的要件或手续可以及时补足，或进行必要的转换，则可以肯定其证据能力。（4）非法证据的可替代性以及重新调取的可能性。就某一案件而言，非法证据不能用合法证据替代的或无法重新取证获得合法证据的比可以替代或可以重新取证的，在排除时应当持更为慎重的态度。

3、对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取的证据的效力有条件的采信

作为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结果而间接获得的证据，有学者称为“衍生证据”或者“第二手证据”， 禁止使用这种证据通常被称为 “毒树之果”规则。 然而该规则的负面效应在司法实践中也越来越明显，连最早倡导该规则的美国也不得不对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随后作出了较大的限制，创立了“必然发现的例外” 、“清除污染的例外”或“稀释的例外” 、“独立来源的例外” 。根据我国的司法状况，在审判实践中一般认为，

只要在采集后一证据时，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就可以采用。如果经审查具有违法情况，则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判断。因为目前我国刑侦技术手段落后，刑侦人员素质不高，如果对这种衍生证据一律不采信的话，将不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自身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