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档案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政府
无锡市人民政府令
第136号
《<无锡市档案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已经2013年4月26日市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6月15日起施行。
代 市 长 汪 泉
2013年5月9日
《无锡市档案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无锡市档案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条例》第二条所称档案包括以下类别：
（一）反映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在行使职责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原始资料，主要包括文书、财务、人事、科技、基建等档案资料。
（二）反映企业创立、生产、经营、研发和管理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原始资料，主要包括文书、财务、人事、科技、基建等档案资料。
（三）散存于民间的具有社会保存价值的各种历史资料，主要包括官方文书、历史文献资料、声像资料、契约、票证、族谱家谱、艺术品等。
（四）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重要的节目资料和印刷发行的报纸、杂志、书籍。
（五）网站重要的数据库信息资源。
（六）无锡籍或者曾经在无锡工作与生活过的社会知名人士的人物档案，主要包括经历、照片、影像、荣誉、著述、实物等档案资料。
（七）其他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
第三条 市、市（县）、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档案管理部门）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制定本地区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及有关政策、制度和规定，编制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二）对本地区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宏观管理；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档案工作进行协调、指导、监督。
（三）开展档案执法检查，查处违反档案法律法规行为。
（四）组织档案保护和档案理论与技术研究、档案宣传、档案普法、档案教育与培训等工作。
（五）组织档案学术研究交流活动。
（六）对同级综合档案馆进馆范围进行调整，组织开展档案接收、征集、保管、利用等各项工作。
（七）对本地区档案事业发展情况以及同级综合档案馆进馆单位的档案工作进行年度评估。
（八）承办同级政府以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四条 综合档案馆、专门档案馆和各单位档案室（以下简称档案馆（室））应当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配备符合要求的档案库房、专用设备、专业人员，落实相关工作经费，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实现档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确保档案资料的完整、安全和有效利用。
第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在档案馆（室）查阅、利用相关档案信息的权利，并承担保护档案的义务；对违反档案法律法规、损害档案的行为，有权向所在地档案管理部门举报。
第六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档案馆（室）提供、捐赠档案资料。档案馆（室）应当对提供、捐赠重要、珍贵档案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表彰、奖励。
鼓励档案馆（室）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提供档案寄存保管服务。
第七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建立对外开放的档案馆。建立档案馆并对外开放的，应当告知所在地档案管理部门，所在地档案管理部门应当给予技术帮助。
第八条 鼓励开展整理编目、寄存保管、技术服务、业务咨询等档案业务中介服务。
从事档案业务中介服务的，应当到所在地档案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所在地档案管理部门在进行业务指导的同时，可以提供技术帮助、人员培训等服务。
第九条 综合档案馆作为收集、保管、利用国家档案的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的档案收集范围，接收进馆单位的档案，征集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档案，向社会提供档案利用服务。
城建、房地产、民族工商业等专门档案馆作为收集、保管、利用专门领域档案的机构，应当制定相关档案资料的收集范围、建档内容和业务规范，提供档案利用服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档案室作为社会档案资料形成的主体和基础，应当按照归档范围和档案业务规范的要求，做好档案资料的齐全收集、规范整理、安全保管、提供利用和对应电子文档的形成等工作，并按照规定向综合档案馆或者专门档案馆进行移交。
第十条 档案管理部门应当对同级综合档案馆进馆单位进行档案业务年度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档案工作的组织管理情况，包括管理职责、机构人员、管理制度、承担任务等内容。
（二）档案资料的收集归档情况，包括档案资料的收集齐全完整、规范管理、存放有序等内容。
（三）档案资料的保管情况，包括档案库房、工作人员办公室、阅档室三分开，档案库房防护措施具备；档案资料的鉴定、统计、移交、信息提供各环节控制和记录完备等内容。
（四）档案资料的开发利用情况，包括提供档案查阅利用，利用档案资源开展编研活动及成果，编制专题汇编资料、档案成果的展示等内容。
（五）档案信息化建设情况，包括档案信息化设备、档案资料数据库、电子档案应用管理系统、信息安全保障等内容。
第十一条 个人在从事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文字、照片、声像、实物以及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接受的礼品、纪念品等，属于国家或者单位所有且具有保存价值的，应当纳入收集归档范围，主动向本单位档案部门移交。
第十二条 涉及公民个人权益的档案，由相关职能部门或者单位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建档、保存并提供利用：
（一）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负责建立学生和受培训者的学籍、学历等档案。
（二）医疗机构负责建立病历等档案。
（三）民政部门负责建立婚姻、收养等档案。
（四）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部门负责建立房屋权属及相关物权等档案。
（五）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负责建立公民户籍、出入境、公证等档案。
（六）房屋征收部门负责建立征收档案。
（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负责建立公民社会保险、职业培训、就业状况和劳动保障等档案。
（八）农业管理部门以及镇、村负责建立土地、林业、渔业、畜牧业、家庭承包及股份合作等档案。
第十三条 涉及公民个人的职工人事档案是记录公民政治表现、工作经历、工作成就的重要资料。用人单位应当完整建立和保管包括职工的劳动合同、劳动报酬、任职任用、职称评定、工作考评和奖惩、出境出国、党派及社会团体组织的加入、退出和表现等内容的职工人事档案。
鼓励人事档案专门服务机构为企事业单位提供职工人事档案的整理、保管和利用服务，并签订职工人事档案服务协议。
公民对本人职工人事档案构成享有知情权，对归档内容享有补充权。
第十四条 企业在资产和产权变动时，应当将档案清理纳入资产清算范围及工作内容，建立工作责任制度，明确档案处置部门和人员，对档案进行清理并按照规定移交。
事业单位进行改制的，应当在启动改制程序时向所在地档案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报告，档案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会同其主管部门进行档案专项检查，明确档案的归属及移交要求并监督实施。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产权变动或者依法终止的，其档案的归属与流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中方应当在企业变更结束前30日内，将档案处置情况向所在地档案管理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并进行备案，接受档案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
第十五条 广播电视、印刷发行、策划设计、文化艺术等相关单位应当加强节目、作品及成果等档案资料的收集保护和利用工作，并定期送交综合档案馆，作为馆藏保存。
第十六条 网站应当建立健全数据库信息资源档案管理制度，确保重要数据库信息的完整和安全。
综合档案馆应当为网站重要数据库信息资源的光盘、磁盘、磁带等有形存储介质义务提供安全保管服务。
第十七条 档案馆（室）应当定期做好档案鉴定工作，制定开放档案目录，设置开放利用场所，提供对外利用，发挥档案的社会利用价值。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建立对外开放档案馆和从事档案业务中介服务，但未按照规定告知或者向所在地档案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的，由档案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第十九条 进馆单位经业务评估，不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要求的，由档案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经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的，由档案管理部门予以通报。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相关职能部门或者单位未按照规定妥善保管涉及公民个人权益档案的，由档案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造成档案损失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档案管理部门予以通报，对所在单位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档案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企业在资产和产权变动时，未将档案清理纳入资产清算范围，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移交的；
（二）事业单位改制时，未向所在地档案管理部门提出书面报告、未按照档案归属要求进行移交的；
（三）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产权变动或者终止时，未确定其档案归属并进行移交、未向所在地档案管理部门报告和备案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3年6月15日起施行。
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
去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二稿。二稿在不少方面比一稿有所进步。但是,在近亲属作证的问题上则没有任何的变化:“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上述关于“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规定,被不少媒体认为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亮点之一。有些人可能都没有来得及细读这个条文的内容就兴奋地将其上升到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高度来解读,并力求从“本土资源”(中国法律传统中有“亲亲相为隐”的规定)和“他山之石”(不少据说已经高度法治化的国家都有亲属作证豁免的立法或判例)中挖掘素材来论证这个规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现在,媒体对该规定的关注已经明显降温。所以,我写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很多人对这个规定的解读是过度的乃至是错误的。这里我将侧重论证,这个规定即使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其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要提醒读者反思,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究竟有哪些是无法实现而只适合观看的权利,以期对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所裨益。
之所以说这个规定的意义微乎其微,是因为,在中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陈瑞华教授曾经指出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在此种审判方式下,法官不仅在开庭前要充分研读案卷,庭后仍然要反复研读案卷,从而既不可避免地使法官对案件形成预断,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法庭审判本身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究竟还有多少耐心去费时费力地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来出庭证明他认为已经胸有成竹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人出庭与否并不影响其证言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又哪里会有动力去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作证呢?所以,中国的刑事法庭上鲜见证人,板子不应至少不应主要打到证人身上。相应地,靠法院强制证人出庭或许并不能真正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
如果说,将来法院对不愿意出庭的普通证人都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出庭作证的话,那么赋予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豁免权这个乍看起来比较人性的制度设计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呢?在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与否都不影响其证言效力的情况下,又哪里能够真正维护亲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呢?因为,作为被追诉人的近亲属,只要他(她)向控方做出了对被追诉人不利的证言,只要这个证言在法庭上被宣读并最终被采纳,都不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许多人所担心的放纵犯罪的结果。这哪里有“亲亲相位隐”的影子呢?又怎么能够颠覆“大义灭亲”呢?
问题可能还不在于这个规定的意义不大。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个规定被曲解的话,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证人证言如果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这里的证人证言,显然既包括普通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也包括被作为证人的被告人的近亲属提供的证言。这意味着,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其如向检控方提供过证言,如果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辩护方也有异议,那么,法院在认为该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是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只不过,出庭不出庭全凭被告人近亲属的自愿。在其拒绝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手段,也不能对其适用拘留措施。这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对质权的实现。
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在不少案件中,被告人的近亲属都做出了对其不利的证言。对于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有时被告人还是有着不同意见的。但是,大都因为其近亲属的不出庭而无法对其展开有效质证。我推断并相信,有些近亲属之所以没有走向法庭,并不是其不同意,而是根本得不到法院的准许。因为,基本的社会常识告诉我,绝大多数被告人的近亲属是不愿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其之所以会选择向检控方作证,多多少少都带有“强迫”的性质。这些被“强迫”做出了不利于自己近亲属之陈述的证人大多是愿意走向法庭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推翻”之前不太情愿做出的证词。但是,他们的出庭要求几乎不太可能得到法院的许可。典型的例证就是,在很多贪贿案件中,近亲属作证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出庭作证的案例我却素未耳闻。而且,即使其真的走向法庭并做出新的陈述,法官通常来说也不会相信至少也不会轻易相信(所以,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界,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真正决定被追诉人命运的诉讼阶段,是侦查而不是审判)。
基于这种司法现状,我有理由担心,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有可能甚至必定会发生假借不得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之名来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的情况。而确保被告人的对质权,这无论如何都是维护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在公正审判和家庭伦理之间,我想,最需要维护的还是公正审判的价值。也因此,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可以这样说,刑事诉讼法经此次大修,若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算得上是“重大突破”了。
现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箭在弦上。我们在反思“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这个权利之余,似乎还有必要认真检索,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究竟还有哪些权利只适合观看而实际根本无法实现?结尾之际,我先带头举个例子。在我看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就是这样的权利。按照该条的规定,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显然,这个权利,根本就不具有实现的可能。在中国的侦查讯问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整个的讯问节奏实际上完全控制在侦查人员手中,因而,“问题”是否“与本案有关”,判断权不可能掌握在处于绝对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手中。如果有谁真的认真对待这个权利,其结局或许更为悲惨。
所以,法律人在考虑引入某项权利时,既要认真研究是否真的需要在法律上设置这个权利,还要深入思考实现这项权利的条件(包括但远不限于制度条件)。这样的立法,才有可能更科学,也更可能得到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