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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者 劳动抗辩权 劳动请求 劳动指示
内容提要: 劳动抗辩权是指劳动者享有的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拒绝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权利，在性质上属自力救济权。我国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直接法律规定主要在劳动保护法中，不过在劳动立法中却没有针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规定，《合同法》可以提供此种法律依据。实践中，劳动抗辩权行使会遇到一些障碍，应有针对性地予以克服。劳动抗辩权是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最佳方式，具有效率高且成本低的优势，其行使效果表现为暂停提供劳动，但一旦抗辩事由消失则劳动关系又恢复到正常状态。


一、劳动抗辩权的内涵及其意义分析

劳动抗辩权是指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当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工资支付义务，以及其发布违法或违约的劳动指示时，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权利。劳动合同成立后，劳动者的主要义务是让渡劳动力使用权，就是将自己的劳动纳入到用人单位的组织管理体系中，并在劳动过程中遵从用人单位的劳动分配与安排。然而，若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工资支付义务，以及其劳动指示违法或违约，劳动者为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依据法律规定，可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予以拒绝。

对于劳动抗辩权的内涵，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1)劳动抗辩权的抗辩对象包括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雇主地位法律上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对受雇人之‘劳务请求权’以及‘指示命令权’”。[1]作为劳动力使用权的购入者，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对劳动者享有劳动请求权;在劳动关系建立后，[2]作为生产经营的管理者，用人单位可对劳动者行使劳动指示权。劳动抗辩权既是对劳动请求权的抗辩权，也是对劳动指示权的抗辩权，不过，该权利行使的外在表现都为暂停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2)劳动抗辩权的权利主体为个体劳动者，而不包括工会。劳动抗辩权与工会罢工权的行使都表现为拒绝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然而，罢工行为“通过斗争法的手段只能解决规范方面的纠纷，即所谓利益争议，而不能解决权利争议”;[3]而劳动抗辩权行使的目的是对已确定的法定或约定权利予以救济，因而，劳动抗辩权不包含罢工权，其主体不包括工会。(3)劳动抗辩权属自力救济权。就行使效果看，劳动抗辩权不同于获取劳动报酬权、获得安全卫生保护权、休息权、社会保险权等源权利，它是源权利的救济权。然而，劳动抗辩权作为救济权，又与提起劳动争议解决权不同，它的行使不依赖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介入。(4)行使劳动抗辩权并不中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止是劳动者在服兵役、因犯罪被暂时羁押、被借调等期间，双方当事人暂停行使和履行劳动合同中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在行使劳动抗辩权的情况下，劳动关系仍处于运行状态，只是劳动者暂停提供劳动，而用人单位如对于抗辩事由的产生有过错，其工资支付义务仍需履行。(5)用人单位的对应抗辩权受到严格限制。如按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延时抗辩权的规定，在劳动者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拒绝其工资支付请求。然而，劳动立法对用人单位实行义务本位，并且用人单位能够运用规章制度约束劳动者，纠正不利于己的行为，因此，除非劳动者故意不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用人单位不能对其工资请求权提出抗辩。《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4号)就规定，在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用人单位仍需向劳动者支付病假工资。

除体现公平原则外，劳动抗辩权还具有如下特殊意义:其一，用人单位享有劳动力的使用权，但劳动力是以人身为载体的，对劳动力的不当使用就可能危害到劳动者的生命健康，而通过公权力介入的权利救济方式一般是事后的。当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时，劳动者服从劳动分配与安排就意味着置其生命健康于险境，可能会因此遭受不可逆转的人身损害，在此情况下，拒绝劳动指示便成为劳动者保护自身生命健康权的最佳方式。在美国发生的维古尔·迪母尔和汤马斯·康沃尔诉惠而浦公司案中，法院判决惠而浦公司败诉的理由是: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中的雇主“一般义务”条款规定，雇主应为每一个雇员提供一个工作场所，使其免受死亡和重大人身伤害的威胁。健康署调查员不可能随时出现在每一个工作场所以执行该条款，因此，每一个员工都有权对存在的危险作出诚实的判断。[4]其二，与提起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相比，以行使劳动抗辩权的方式实施权利救济，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这点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其三，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置劳动法规定于不顾，就因为我国劳动立法存在着某些缺陷，特别是法律责任偏轻使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较低，用人单位可通过违法用工获取不当利益，而劳动抗辩权的行使是对用人单位违法用工的直接抵制。其四，现实中，我国地方政府仍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侧重于保护资本的利益，或多或少忽视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劳动抗辩权是自力救济权，其行使并不直接依赖政府的介入，因而能够部分地弥补在劳动者权利保护中所存在的地方政府缺位甚至错位的不足。其五，虽然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规定了较为宽松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条件，只要用人单位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而损害劳动者重要利益的，劳动者一般能够依该法的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从而可以摆脱劳动合同的约束，但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解除劳动合同本身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劳动抗辩权制度使劳动者能够在暂停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同时无需解除劳动合同，一旦抗辩事由消失劳动关系又恢复到正常的运行状态。

二、劳动抗辩权行使的法律依据

如前所述，劳动抗辩权的抗辩对象包括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劳动请求权表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和财产性方面，属债权请求权。由于劳动给付义务是手段上的义务，而非结果上的义务，用人单位基于对劳动力的具体使用而拥有劳动指示权。劳动指示权表现了劳动关系的隶属性和人身性方面，属对劳动行为的管理权。劳动指示权的存在使劳动者的意志自由受到限制，但是，劳动者不是处处言听计从的被奴役者，可独立地思考和判断。在劳动指示违法或违约的情况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劳动者可以拒绝服从。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事由，应是劳动指示本身违法或违约。这与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事由不同，它是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劳动合同的对价义务，与劳动请求本身是否违法或违约并无直接关系。当然，劳动指示权对劳动请求权有逻辑上的依存关系，如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权进行抗辩，拒绝让渡其劳动力的使用权，那么，用人单位的劳动指示权就不会存在;反之，劳动者可能在同意向用人单位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的同时，却拒绝其违法或违约的劳动指示。由于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都源于劳动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劳动抗辩权作为抵制这两项权利的权利，其行使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一)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法律依据

我国劳动立法没有针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规定。不过，我国《合同法》在第66至68条规定了合同履行中的延时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及后履行抗辩权等。虽然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相对独立于民事合同立法，但劳动者仍然可依据这些规定行使劳动抗辩权，理由如下:

劳动合同最初由民法进行调整，属于雇佣合同。后来，国家为实现实质平等而对这种合同关系进行了必要的干预，使劳动合同从民事合同体系中分离出来。不过，国家干预只是矫正当事人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状况，并非要完全改变劳动合同的私法性质，劳动合同仍然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契约，与雇佣合同在原生状态下是相同的，因而，劳动合同只是民事合同的特殊形式。[5]劳动合同法与民事合同法的关系，应当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对于劳动合同法没有规定而民事合同法有规定的事项，在不违反劳动法基本原则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民事合同法的规定。[6]而从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结构来看，在劳动力市场化的前提下，基于劳动合同所建立的劳动关系，就是一种以劳动力使用为客体的双务合同关系，其中，用人单位负有工资支付义务，而劳动者负有劳动给付义务，这两种义务呈对价关系，即一方的义务相对于另一方便是权利。这种权利义务结构符合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行使延时抗辩权的基本要求。另外，从法理上讲，劳动抗辩权的行使既符合民事合同法所要求的公平原则，也利于劳动者权利保护这一劳动法主旨。

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劳动者通常负有先为劳动给付义务。如用人单位丧失工资支付能力或有丧失工资支付能力之虞，劳动者可按我国《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只与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能力有关，而与其主观是否有过错无直接关系，不过，如用人单位为逃避工资支付义务有转移财产和抽逃资金之类行为的，不管实际是否达到目的，都可被视为已丧失或可能丧失工资支付能力，劳动者就能够以此为由行使不安抗辩权。当然，由于劳动合同是继续性合同，工资是按期发放的，如《工资支付暂行条例》就规定工资可每月支付，也可按周、日或小时支付，那么，在一个支付周期结束后，在被拖欠工资的情况下，除非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延期支付工资，劳动者可按《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如用人单位因经营困难而拖欠工资的，在用人单位不能提出有效解决措施的情况下，劳动者既可依据《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也可按《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所负有的其他义务，如劳动保护义务，无论源于劳动合同的约定还是法律的规定，与劳动给付义务之间都不呈对价关系，因而，当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这些义务时，劳动者不能适用《合同法》第66至68条的规定对其劳动请求权进行抗辩。

(二)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直接法律规定主要在劳动保护法中。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例》第14条就规定:“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又未积极治理，严重影响职工安全健康时，职工有权拒绝操作。”我国《劳动法》第56条则明确规定:“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这里的“违章”是广义上的，包括违反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等。“强令冒险作业”通常是指用人单位采用各种逼迫手段要求劳动者从事危险性较大的作业。除此之外，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也都作了类似但内容更为具体的规定。

加班加点事关劳动者的健康，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工时立法对加班加点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了加班加点的条件和程序。对于用人单位违反这些规定指示劳动者加班加点的，我国《劳动法》并没有规定劳动者是否可以拒绝服从，然而，原劳动部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规定:“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应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协商后，企业可以在劳动法限定的延长工作时数内决定延长工作时间，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者有权拒绝。”

另外，劳动指示权作为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行为的管理权，易于被滥用。用人单位可能要求劳动者从事法律明令禁止的事项，如安排劳动者生产违禁产品;也可能对劳动者的工作安排明显不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如向劳动者提供的并非是双方约定的工作岗位。对于前者，劳动者应当依据有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予以拒绝，而对于后者，属用人单位的劳动指示违约，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劳动者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

三、劳动抗辩权行使的主要障碍

在实践中，劳动抗辩权行使会遇到如下主要障碍:

(一)特定劳动关系的利益化。在理想状态的劳动力市场中，劳资双方根据各自所需进行竞争性的双向选择，任何特定劳动关系都具有可替代性，因此，特定劳动关系的解除或终止不会给劳动者造成明显的利益损失。然而，在当前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工作岗位成为一类稀缺资源。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既存的特定劳动关系本身就是重要利益，是财产利益，也是精神利益，这使劳动者对特定劳动关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劳动抗辩权的行使容易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正面冲突，从而在双方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心理隔阂。而“劳动契约除财产法上意义外尚有劳雇双方人格信赖关系。”[7]一旦双方的信赖关系不复存在，劳动关系自然很难维持下去，虽然劳动者可获得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但不足以弥补因失去特定劳动关系而受到的实际利益损失。

(二)劳动者服从心理的固化。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实行完全行政化的运行模式，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代表国家行使对劳动者的管理权，其作出的管理决定对劳动者有着极强的约束力。行政化劳动关系的长期存在，使我国劳动者畏惧并习惯于服从管理权威，对用人单位的指令有绝对遵守的心理定式，任何所谓“叛逆”的想法即使是正当合法的，也会遭到本人内心的强烈抵制。虽然，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的推进及劳动关系契约化的发展，劳动者自主意识不断成长，但是观念更新需要有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其常常滞后于实践的变化。

(三)劳动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不足。劳动抗辩权作为自力救济权，其行使过程中没有其他组织和个人的介入，需要由劳动者本人获取有关准确的事实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法律的规定进行分析判断。然而，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信息十分复杂，在违法或违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势必会设法隐匿不利于已的信息，而劳动者作为被管理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又明显不足。

(四)劳动指示权具有扩张性。如前所述，劳动合同具有不完全性，在许多情况下，劳动的具体内容无法由当事人事先约定，要由用人单位因时因地安排;并且，对于不同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需要用人单位进行优化组合以提高生产效率，法律允许用人单位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支配劳动力，因而，劳动指示权具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劳动指示权的扩张性，一方面使用人单位能够运用管理手段阻碍劳动抗辩权的行使，另一方面使劳动指示违约或违法与否的界限在一些情况下难以分辨，这样，劳动者对劳动指示权进行抗辩有时就会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

四、劳动抗辩权行使的法律效力

劳动抗辩权是劳动者可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其行使并非是违法或违约，无需承担违约等法律责任，用人单位也不能据此解除劳动合同。[8]此即劳动抗辩权行使所产生的基本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劳动抗辩权，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拒绝原本都会构成违法、违约或违纪，但因为有劳动抗辩权的存在，拒绝行为就得到法律的肯定而不承担法律责任，用人单位也不得对劳动者采取任何报复性措施。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不视为违约”，而《安全生产法》则规定:“对于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不得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将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作为劳动者享有的职业卫生保护权之一，并规定:“因劳动者依法行使正当权利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终止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其行为无效。”

英美刑法之因果关系概述

楼杰科


不同的地域局限着当地人们的视野，从而决定着他们的思维，也就表示着有关事物看法的特定性。人们生活形式虽然多样，但是也存在着潜在的相似甚至一致之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宁愿重复着孟德斯鸠的地域影响法律的学说，如果更高级一点，那就应该高谈阔论萨维尼的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真知灼见。然而，我们似乎不仅谈论这些有利于法学与法律发展的善意见识，而且也应关注现实的社会及其规则。于是，我们必然回到活生生地世界，自己力所能及和可视，可闻，可思地天地之间。无论制定法还是判例法，都存在着合法性立论。规则说，社会实践及其控制说，还是自然说，以及前所提及之民族精神说，还是其他所谓的灼见，在归根结底地意义上，都是在论证法律存在的合理性。进而证明法律适用的合理性。换言之，一个集团对其“看不顺眼”的个人如何强制地以集团的观念来重新塑造他才是正当的呢？有关刑法同样如此。
言归正传，因果关系就如你所认为的，在刑法学领域是如此重要，以致不仅不能忽略不计，相反应该受到极度重视。就现代刑法而言，这是一个颠之不破的真理性见解。因为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之间的内在联系致使行为人与行为对象（客体）产生了不可变更的关系。由此，刑法介入人类生活，或者微观上讲，介入具体行为人所造成之具体危害的事实就有了十分有力的“借口”。并且作为一种主导力量，法律调整以及规制人类自身行为的方式，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说，因果关系使刑法存在于世合法化了。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更改的，那么就只有人们在思维领域的对因果关系的不同看法了。所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众所纷纭，踏至而来的许多有关因果关系的见解都不时地改变着，进而改变着刑法理论及其法律，也就构成了浩颜可观地刑法史之一部分。
自然我不想去重述历史的痕迹，去拾掇历史留于后人的宝贵财富，而宁愿去“拾人牙慧”。因为整理历史或许对我而言是个庞大的“工程”，一项沉重的工作，而概述英美刑法之因果关系仅是在英美刑法学者们的论述上“翻译”成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思维方式，确切地讲，是以我的思维方式解读。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因果关系客观上讲有两层含义：意识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仅指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三要件，还是我国的四要件，以及英美法系的两要件，都不约而同地将因果关系归为犯罪的客观方面，而把意识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归为犯罪的主观方面。以致于英美刑法学者认为行为犯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讨论结果犯时才考虑因果关系。因此，“因果”的英译是“cause and effect”，即，“原因与结果”，虽然因果关系是“causation”。
刑法领域一直存在着人们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还是应为他们的行为的结果负责的争论。换言之，在因果关系中，是为原因（cause）负责还是为结果（effect）负责？于是，在大陆法系的客观主义学派中，产生了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而在英美法系中，有人认为人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因为结果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个偶然性或机会（chance）问题。易言之，他们认为行为是确定的，而行为的结果则是不确定的。我们应为哪个结果负责呢？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很难认定的。也可以说我们如何运用因果关系规则才能保证认定的因果是正确的呢？
当然，作为认识对象的因果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天然”存在，但是在认识领域则有所不同。我们常常强调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作为认识对象，还未进入价值判断领域，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则是价值判断后的结果。即，人们基于一般的道德准则对行为产生结果时的作用事实的评判。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更多地涉及道德问题。故而，可能很多因果关系根据严密的逻辑无法得到说明，甚至于是矛盾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作出价值上的选择。因为社会之现实要求我们不能借口逻辑上说不通，或者感情上的不可拒绝选择。法律更注重理性（reason），并且是实践理性。乔纳森.赫林在他的《刑法》一书中举了McKechine案：被告人用电视机砸被害人，导致被害人头部受伤。送到医院检查发现被害人患有十二指肠溃烂。由于被告人导致被害人头部受伤因此就不可以对溃烂部分动手术，而被害人不久后死于十二指肠溃烂。这里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吗？在事实上，被害人死于十二指肠溃烂，而非由被告人造成的头部受伤。但是正是由于头部受伤致使无法进行及时的手术，以致于被害人死亡。所以在法律上，我们找到了切入点——无法进行手术是因被告人造成的头部受伤——在道德领域内，我们有了惩罚被告人的正当性理由。就如乔纳森.赫林所说的：但是作为一个可归因于道德责任的问题，这种决定是正确的。
即使如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必须关注事实因果关系，因为它毕竟是基础，存在性对象。没有事实就无法认识，也就没有价值选择。如美国刑法所言“控方必须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并且有两种不同情形：（1）行为是危害的‘事实原因’；以及（2）行为是危害的‘近因’（或是‘法律’原因）。”
有关事实原因（cause in fact）在英美刑法中有两种检验标准。一种是“but—for”标准，即“要不是”或称“如果没有”规则；另一种是实质作用标准或称“实质作用原因”。前者在理论上称为条件说，是最常用的规则。一般公式为“如果没有A，就没有E”。换言之，如果没有被告人的行为就没有被害人的受害结果。这种方法最显著的缺点是“即使行为不发生，结果无论如何都会发生，那么行为就不是结果的事实原因。”这源于由果追因的思维逻辑。并且更加荒谬的是它会扩大因果关系。经常受到指责的是“依此逻辑，每个罪犯的父母也是犯罪的事实原因”。而且有时这种逻辑思维会否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甲、乙两人同时但并不知对方也在放火烧房子，结果房子烧毁。按照“要不是”规则，甲、乙两人就都不是房子烧毁的事实原因了。因为如果没有甲放火，房子仍旧会烧毁；没有乙放火，房子还是会烧毁。所以，谁都不是放火“元凶”了。为弥补此等缺陷，引入了判断事实的“实质作用原因”，即如果有A就有E，那么A就是E的实质原因。也就是说，A不必然是E的唯一原因，甚至于不是重要的原因，只要A有助于E的实现，那么A就是E的事实原因。自然这种方法避免了“要不是”规则的缺陷，但是它可能使有些本因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被排斥在刑法以外。
为弥补事实原因的缺陷，更为了使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合法存在。法律原因（cause in law）逐渐浮出水面。法律原因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导致法律保护的（他人）利益受到侵害，法律认为行为人应该为其行为负责的法定原因。最著名的是近因说（proximate cause）。何谓近因，在制定法上没有确定的定义，近因是判例法中的概念，因此有关近因的定义就按各案事实确定。而美国模范刑法典认为，如果结果的发生不是太离谱或者太意外以致于与行为人的责任或行为的严重性无关，那么行为就是危害结果的近因。该方法在凶杀案中的应用就是“一年零一天”规则，即，如果被害人在被告人行为后一年之后死亡，那么就不能判被告人有罪。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因说掺和着政策因素，在认定法律因果关系时，考虑进了政策考虑事项。
有关近因说在英美刑法中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是意图中的危害类型发生，以及意图中的方式大致发生，但是被害人不是意图中的对象；其二，是意图危害的一般类型发生并对意图中的被害人实施，但是以非意图中的方式发生。前者，经常与“犯意转移”说产生“瓜葛”。所谓“犯意转移”是指，意图中的被害人与实际的被害人不是同一人，即，发生错位，而被告人的原有意图转移到了实际被害人身上。例如，甲想并且去杀乙，但结果杀了丙。依据犯意转移说，甲仍旧有谋杀的罪责，而不是误杀。而从因果关系来看，甲的杀害行为确实是丙死亡的原因。后者，如果非意图中的危害方式是完全奇异并且不可预见的，那么就没责任。这里是因为危害方式的奇异与不可预见从而否定了近因的存在。但如果近因是直接原因，那么如下事项可能不否定近因：1、危害类型稍有差异，但是一般危害类型发生；2、结构稍微不同，但是一般危害类型发生；3、先前存在的弱点，如被害人更容易受伤或死亡（如血友病患者）；4、惊吓与压力，如被害人患有心脏病，因被告人抢劫致使被害人死亡。以上事项虽然在客观上与主观意图有所偏差，甚至于完全没有料到，但是就因果关系而言，显然成立。因为因果关系不考虑主观方面。
有关英美刑法中之因果关系不可忽略的部分是有关介入行为是否打破因果链的问题。介入行为，拉丁文是“Novus Actus Interveniens”，英译为“an act which breaks the chain of causation”，即，打破因果链的行为。依据介入行为与被告人行为之间的联系，可将介入行为分为附属的介入行为和独立的介入行为。所谓附属的介入行为是指没有被告人的行为就不会发生的行为，最典型地是，医疗。而独立行为则指即使没有被告人的行为也会发生的行为，但与被告人的行为合并才造成危害结果的。附属介入行为一般不打破因果链，只有在既不可预见又是反常的情况下才打破因果链。而独立介入行为更可能打破因果链，只要行为是不可预见的就行。
根据介入行为实施的主体或事件发生的原因，可以将介入行为分为第三者的行为与被害人的行为，以及不可抗力。
所谓第三者的行为是指被告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人实施的对引起危害结果有作用的行为。首先，是第三者的自由自愿行为。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行为人在“自由，故意以及已知的”状态下实施引起危害结果的行为，因此其为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即，第三者的自由自愿行为打破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其次，第三者的合法行为不打破因果链，如由于第三者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作为“无辜代理者”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第三者没有犯罪心理，他在实施行为时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引起危害；有辩护理由，如第三者有正当理由实施行为。最后，是医疗措施。如前所述，医疗措施是附属的介入行为，因此一般情况下不打破因果链。只有在既不可预见又反常的情况下打破因果链。因此差劲的医疗措施不是被告人的辩护理由，虽然，医院或医生的不恰当措施可能提供辩护理由。但这种不恰当的措施“使原先的仅成历史时才可以说死亡不是来自原先的伤口。”易言之，只有在措施明显错误并且原先的行为不再是危害的实质作用原因时医疗措施才打破因果链。
被害人的行为可能打破因果链，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在被害人自己的行为有助于自己死亡的案件中，法律不情愿的承认被害人的行为打破的因果关系链。被害人为躲避被告人的攻击时使自己受伤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如果被害人的行为是合理可预见的，那么就不打破因果链。“当然如果被害人所做的是如此‘愚蠢’，……或如此意外，以致特定的攻击者事实上没有预见而且没有一个理性人可以被期望预见它，那么它仅是十分间接以及非真正意义上的攻击结果，事实上它是由被害人的不能合理预见且打破攻击与伤害或受伤之间的因果关系链的自愿行为偶然引起的。”在此，预见是指理性的一般人是否会预见到，而不是被告人是否预见到。刑法对不作为极不情愿归责，因此刑法一般也不承认被害人的不作为打破因果链。在英美刑法中最有名的案例是Blaue案。在该案中被害人被刺伤并被要求输血。但她是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因宗教原因拒绝输血。不久后她就死了。如果输血，她就不会死。但是这被认为被害人的不作为不是引起死亡的原因，而是被告人的行为。因此被告人为死亡负责。但是这是否合理呢？换言之，被告人是否应为被害人的固执己见负责呢？
不可抗力，如果不可抗力是如此不可预测致使一般理性人也无法认识到，那么就打破因果关系链。
当然应该注意的是确立因果关系，并不一定有责。如前所述，因果关系属于犯罪的客观方面，而犯罪是犯罪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并发，即犯罪行为与犯罪心理的一致。仅有因果关系显然不构成犯罪（除严格责任犯罪）。另外一点是有关因果关系的事实问题在英美的司法实践中由陪审团决定，这基于法官与陪审团在审判时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