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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44号

《贵阳市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讲座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孙国强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一条 为了增强社会保险的保障能力，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解决《贵阳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计发办法》（市人民政府第20号令）实施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文），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企业和劳动者应尽的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三条 除已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国有企业外，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以下非国有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集体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份制企业，服从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包括外商独资、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以及个休经济组织。
　　（二）企业职工（包括港、澳、台商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职工），个体工商户户主及其使用的城镇从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者。
　　第四条 凡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业和职工、个体工商户户主及其使用的城镇从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者，必须于1998年7月1日起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发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义务。已参加商业保险的，只能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不能以此代替基本养老保险。发行缴费义务的人员，达到退休年龄时或经批准退休后，依法享受国家、省、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养老保险待遇。
　　第五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申报：非国有企业必须如实向社会保险机构和地方税务局申报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总额及职工的工资，并作为计算缴费数额的依据；个体工商户户主及其使用的城镇从业人员以及城镇个体劳动者按实际收入申报。
　　实际工资或收低于上年度本市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60%计算；超过300%以上的，超过部分不计入。
　　第六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缴纳；
　　（一）非国有企业缴纳比例为企业工资总额的24%，其中企业交纳20%，职工个人交纳4%。个人缴费比例的调整与国有企业职工同步，比例达到8%时个人缴费比例不再变动。从缴费之月起计算缴费年限。
　　退休人员较多的非国有企业，其基本养老金支付水平等于或高于国有大型企业缴纳比例（28.5%）的，企业缴费比例按国有企业标准计缴。
　　个体工商户户主及其使用的城镇从业人员以及城镇个体劳动者，缴纳比例为个人实际收入的20%。
　　（二）非国有企业根据社会保险机构缴费数额，按月向地方税务局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个人缴费部分，由企业按月从职工工资中代扣代缴。个体工商户户主及其使用的城镇从业人员以及城镇个体劳动者，由本人根据社会保险机构核定的缴费数额，按月向地方税务局缴纳。
　　愈期不缴或者少缴的，由市地方税务局按日加收应缴、少缴金额千分之二滞纳金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在省、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向市地方税务局缴纳；在区、县（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向区、县（市）地方税务局缴纳。
　　第七条 市和各区及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分局）代收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按月存入市社会保险机构在银行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户”：各县（市）地方税务代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按月存入各县（市）社会保险机构在银行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专户”。社会保险机构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老保险，严禁挤占挪用。财政、审计部门要依法加强监督和审计，确保基金的安全使用。
　　第八条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
　　（一）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人员，由社会保险机构为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发给《职工养老保险手册》，《个人帐户手册》，经劳动部门批准退休手续或达到退休年龄时，作为计发基本养老金的依据。
　　（二）个人帐户记帐办法：
　　企业职工个人帐户按本人缴费工资的11%记帐，其中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帐户，其余部分从企业缴费中划入。
　　个体工商户户主及其使用的城镇从业人员以及城镇个体劳动者，按本人缴费收入的11%记入个人帐户。
　　个人帐户储存额只用于退休后养老，不得提前支取。发行缴费义务的人员在职或退休后死亡的。个人帐户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企业缴纳部分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第九条 非国有企业职工转移就业单位时，由原单位到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养老保险转移手续，个人帐户全部随同转移；用人单位凭转移手续和《个人帐户手册》；到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养老保险续保手续，其个人帐户储存额、缴费年限均连续计算。
　　个体工商户户主及其使用的城镇从业人员以及城镇个体劳动者转移就业单位时，由本人到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养老保险转移手续。
　　第十条 1998年7月1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非国有企业，向退休人员发放的基本养老金数额超过企业缴费的数额时，超过的部分由企业和社会统筹共同承担。分四年过渡：第一年统筹承担50%，企业承担50%；第二年统筹承担60%，企业承担40%；第三年统筹承担70%，企业承担30%；第四年统筹承担80%，企业承担20%。第五年起全部由社会统筹承担。
　　就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按《贵阳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计发办法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规定补缴。
　　第十一条 非国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办理工商年度审（验）照，贴花和变更营业执照时，应向工商管理部门出示社会保险机构加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缴验讫章”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非国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办理减免税收手续时，应向税务部门出示社会保险机构加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缴验讫章”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非国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城管、外经、城建、交通、文化、公安、卫生、规划、国土等部门办理资质审验、资格认证、年审年检、规划审批、土地审批等与经营主体资格相关的手续时，应出示社会保险机构加盖“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缴验讫章”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新办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应到社会保险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手续。
　　第十二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具体组织工作由企业主管部门负责。
　　（一）集体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由企业主管部门和区、县（市）负责；
　　（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由主管部门负责，无主管部门的由市外经委负责；
　　（三）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城镇个体劳动者，由市和区、县（市）工商局负责；
　　（四）建筑施工、房屋开发、房屋装修、物业管理，由市和区、县（市）建委负责；
　　（五）其它无主管部门的，直接到社会保险机构办理，由市和区、县（市）建委负责。
　　第十三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市集中统一管理。各区和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9年1月1日前纳入市级统筹，社会保险机构改为派出制，由市劳动局和区政府（管委会）实行双重领导。各县（市）逐步纳入市级统筹，社会保险机构的运行暂按现行体制，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向派出制过渡。
　　第十四条 本暂行规定所称的缴费工资是指：计算职工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企业职工工资额。
缴费收入是指：计算个人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个人收入额。
　　第十五条 本暂行规定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暂行规定由1998年7月1日起施行。


对“法院位置”的随想
齐汇

在德国司法史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即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威廉一世是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统治者，有一年其欲动员某磨坊主拆迁磨坊以美化其宫殿之景致，并以高价补偿磨坊主的损失。可无奈磨坊主就是不从，死守自家一方之风水宝地。威廉一世一时间勃然大怒，下命强制拆除了磨坊。但在此时，磨坊主并不懊恼，见此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然吾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平事我必诉之法庭”。而后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在法院审理，并以威廉一世的败诉而告终。皇帝服从法院的命令，将磨坊依原样重建，并赔偿由于拆迁房屋给磨坊主带来的一切损失。此案成为了德国司法史上标志司法独立的里程碑，为后世所传诵。
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曾经对司法权的独立问题进行过阐述，其曰：“由国王提名但不能由国王随意撤职的人组成的特定机构，这种独特和分立的司法权的存在构成一个维护公共自由的主要因素，除了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司法既与立法权又与执行权分立，这种司法权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无独有偶，在美国同样也有类似的案例。政府希望在郊外的某块土地上建设飞机场，可是在飞机场规划的面积内有一位老人独自住在一间小木屋内，机场的建设方多次责令其搬走，但老人一直不从。后来，建设方强行拆除了此间破旧的小木屋，于是老人当即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结果是机场建设方败诉，法院责令其在规定的时日内对老人的房屋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后来机场迫于无奈，只能将原规划中的飞机跑道向偏离小木屋的方向移动了一些，以保障飞机的安全。可是在我国逐步走向法制社会、法制经济的今天，我们的法院在解决上述类似案件的时候，恐怕将不会有德国和美国的法院这么“潇洒”。我国宪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现今的形式看来还仅仅只是一个众多法律工作者追求的目标，要真正落实到实际的司法审判当中恐怕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法院难以独立地判决一切案件，是当今中国司法改革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申言之，当案件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纠纷，“拉关系”、“开后门”就成为了大多数案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许多的当事人在茶余饭后发表私见时，感慨地说：“我们拉关系、走后门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在诉讼中谋求法官做出偏向于我们的判决，而仅仅只是为了获得较之对方公正的裁判”；当案件涉及地方经济的存续与发展，或者属于老百姓告地方政府一类的案件时，地方党政领导的态度便对案件结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法院的人事、财产和物资均控制在地方党政领导之手，法院体系内部受到来自纵向与横向的双重领导，法院在自己的人财物都受控于他人手中的时候，又如何行使宪法中赋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曾经在某基层法院中出现过这样一幕：某农民状告当地政府，法院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当该地的某位重要领导干部走入法院的办公室时，法官们便热情的接待，又是泡茶又是让座，此农民见状之后知道诉也是白诉，随即自动的放弃了起诉，这不禁令人心寒。
法院不仅仅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法院是一所普法学校，是公民用来制约政府公权利的有力屏障。维尔曾经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提到：“分权学说的漫长历史反映了多少世纪来人们对一种政府体系的期望，在这种体系中政府的权利的行使将受到限制。”法院往往通过对案件的判决，实践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通过判决书中对法理念和社会情理的分析和阐释，在人们心中建立其权利的观念和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敢问法院在何方？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识中就将法院定义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定义虽然有其社会整体利益保障价值的一面，但是却忽视了法律对于每一个自然人个别私权的保护。每一个学法之人都应当知道，私法是整个现代法制中最为基础性的法域，是一切法律的根基，可以说没有保护私权利的私法，就没有现代的法治。而在当今的中国法律体系中，最为缺乏的就是对私权利的有力保护。法院应当是界乎于政府与公民之间中立的裁判者，而不是单纯政府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西谚曰：“每一个法官都是一座孤立的荒岛”。恐怕在法院内部还是少讲一些“互帮互助”、“协同作战”的为好。
法院的独立不仅仅只是司法系统内部改革的问题，还是一个需要动员全社会共同改革的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传统的关系社会，“关系”二字在社会生活之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当今我国司法改革中法院的独立地位问题有两大难题。第一，怎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院独立。假设有一日我们的法院系统从行政系统的干预中脱离出来，形成司法与行政的对立与监督，但如何解决党与法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从属性与独立性问题却直接关系到法院的独立是形式的独立还是实质的独立之问题。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法院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脱离党的领导，这是既是宪法规定的事实也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等基本原则所赋予每一个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合伙以及其他各类交易和生产中的主体）的义务。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基于此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党与行政体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算法院从行政中脱离出来，但又无法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其完全的独立性，而党与行政之密切关系同样会使得法院受制于行政，使得司法体系内部级别化、官僚化、行政化，最终使法院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而真正的司法独立，司法与行政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局面将成为空中楼阁，甚至最终化为泡影。第二，就算法院的每一个法官从党政领导的干预中脱离出来，但是在当今这种关系社会中，当一个案件属于“向左走向右走”时，一个法官为何要违背领导的意思而做出有利于他方的判决呢？法官的家属同样面临着职位的升迁，薪水的高低等等问题，其子女也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因此法官独立了，其亲属未独立，法官依然不可能做到实质意义上的独立。故法院、法官的独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司法体系内部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全社会所要关注的问题。
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其《法学导论》中论述道：“司法的任务是通过其判决确定是非曲直，判决为一种‘认识’，不容许在是非真假上用命令插手干预。‘学术自由’被用于实践的法律科学时，即成为‘法官的独立性’。因此，法院没有义务，甚至没有资格去服从行政机关及其首脑即政府的指示”。这种阐述虽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同时也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情，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上对于司法独立地指引，在现今看来依然具有其积极的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法院独立地位的形成和确定的源头也许不仅仅是司法与行政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的源头在影响和限制着法院地位的独立。回首中国法治之路，为什么在司法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的今天，我们司法体系的非行政化往往只是作用在表面，而实质上却总也摆脱不了行政化的阴影？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官员的任免可以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学历方面的背景，导致一大批没有受过法律专门教育的人大步走上审判席成为法官？为什么诸如审判委员会定案这种严重违背法理念的规定还能够长期的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在面对法律与政策时往往在孰先适用的问题上出现踌躇，觉得难以定夺？为什么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总是强调“服务意识”，而不是真正做到法院居于消极和中立的地位？为什么司法考试还不是一个人能够成为法官的唯一考核标准，而我们的法官往往还要接受来自类似于行政机关等级考核等等纷繁复杂的考试，敢问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权威何在？难道说法律还不是一个法官所应当把持的唯一准则和心存之唯一信仰？难道法官在秉承法律办案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价值尺度之衡量？敢问法院在何方？种种问题都将成为中国法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我们应当将其逐一提出并详细认真的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正义的光芒照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